第十章 巴纳德一家
伊丽莎白·巴纳德的父母住在一幢极其狭小的平房里，这样的房子那里大概有五十幢，是一个做投机生意的建筑商在小镇的边缘地带匆匆建成的。小镇的名字叫兰达尔诺。巴纳德先生是个矮胖子，年纪大概在五十五岁上下，他一脸困惑，看到我们向他家走来，就站在门口等我们。
“进来吧，先生们。”他说。
凯尔西警督主动介绍说：
“这位是苏格兰场的克罗姆警督，先生。”他说，“他是来帮我们破案的。”
“苏格兰场？”巴纳德先生满怀希望地说，“太好了。那个杀人的恶棍就该坐牢。我可怜的女儿——”他的脸因突然流露的悲伤变了形。
“这位是赫尔克里·波洛，也是从伦敦来的，还有——”
“黑斯廷斯上尉。”波洛说。
“很高兴见到你们，先生们，”巴纳德先生木然地说，“快进屋吧。我不知道我可怜的太太能不能见你们。她太难过了。”
然而，当我们在这幢平房的客厅里坐定时，巴纳德太太还是露面了。显然，她大哭过，眼圈发红，脚步摇晃，一副受到沉重打击的样子。
“哎呀，好了。”巴纳德先生说，“你确定没事吗？”
他轻轻拍拍她的肩膀，把她拉到一把椅子前坐下。
“警长人很好，”巴纳德先生说，“通知我们这个消息后，他说，等我们的情绪恢复过来以后，他再来问别的问题。”
“太残忍了，哦，太残忍了。”巴纳德太太眼泪汪汪地喊道，“这是世上最残忍的事。”
她的语调有点儿像吟唱，我原以为是外国口音，直到我想起门上的名字，才意识到，她的某些发音实际上证明了她原籍威尔士。
“是很痛苦，夫人，我知道。”克罗姆警督说，“我们非常同情你，但我们想了解所有的事实，以便尽快开展工作。”
“有道理。”巴纳德先生边说边点头表示赞同。
“我了解到，你女儿今年二十三岁。她和你们住在一起，在姜黄猫咖啡馆上班，对吗？”
“是这样的。”
“这座房子是新建的吧？你们以前住在哪儿？”
“我以前在肯宁顿做五金生意。两年前退休了。一直想住到海边来。”
“你有两个女儿？”
“是的。我的大女儿在伦敦做职员。”
“昨天晚上你女儿没回家，你们是不是很担心？”
“我们不知道她一夜没回来。”巴纳德太太泪盈盈地说，“我和她爸爸有早睡的习惯，九点钟我们就上床休息了。直到警察来了，我们才知道贝蒂昨天晚上没回家，他们说，说……”
她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
“你女儿经常很晚才回家吗？”
“你知道现在的女孩经常是这样。警督，”巴纳德说，“她们都很独立。夏天的晚上她们不会着急回家的。贝蒂也一样，通常她十一点钟到家。”
“她怎么进门？你们给她留门吗？”
“钥匙就放在门垫下面——我们一直这么做。”
“我听到一些传闻，说你的女儿已经订婚了。”
“现在人们不用这么正式的说法了。”巴纳德先生说。
“那个小伙子叫唐纳德·弗雷泽，我很喜欢他，非常喜欢他，”巴纳德太太说，“可怜的孩子，他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很难过。不知道他听说了没有？”
“我听说他在考特—布伦斯基尔公司工作？”
“是的。做房地产经纪人。”
“你女儿晚上下班后，他们经常见面吗？”
“不是每天晚上都见面，一个星期差不多见一两次吧。”
“你知道她昨天晚上要去见他吗？”
“她没说。贝蒂向来不怎么说她做什么，要去哪儿。但她是个好姑娘，贝蒂是个好孩子。哦，我不敢相信——”
巴纳德太太又开始抽泣。
“振作一点儿，老伴。忍着点儿。”她的丈夫劝她，“我们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我相信唐纳德永远不——永远不——”巴纳德太太呜咽着说。
“现在振作一点儿。”巴纳德先生重复道。
“我多么希望能给你们一点儿帮助，但事实上，我一无所知，我一无所知，根本没办法帮你们找到那个该死的恶棍。贝蒂是个可爱、快乐的姑娘——她和一个很不错的年轻人……呃，我们年轻的时候叫相恋。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有人会杀死她呢？这实在是说不通。”
“你的话非常接近真相，巴纳德先生。”克罗姆说，“现在我想去看一下巴纳德小姐的房间。也许我们能在那儿找到点儿什么，信或者日记本什么的。”
“请过去看吧。”巴纳德先生说着站起身来。
巴纳德先生带路。克罗姆跟在他身后，然后是波洛，接着是凯尔西，我走在最后。
我停了一分钟系鞋带，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停在门口，一个女孩从车里跳下来。她付了车费，然后急匆匆地沿着小路走过来，手里提着一只小箱子。进门时，她看见我，突然停住了脚。
“你是谁？”她说。
我下了几个台阶，觉得很尴尬，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我应该自报家门吗？还是说我是和警察一起来的？然而，这个姑娘不给我时间作决定。
“哦，好吧。”她说，“我能猜出来。”
她摘下白色的小羊毛帽，随手扔在地上。稍微转了一下身，阳光正好照在她身上，现在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她的模样了。
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我的姐妹们儿时玩过的荷兰式活动关节木玩偶。她一头黑发，短发波波头，剪了个齐刘海儿。颧骨很高，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有一种怪异的时髦的棱角，但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说她不吸引人。她其实不好看，长相很普通，但她身上有一种强烈的东西，让人无法忽视她。
“你是巴纳德小姐吧？”我问。
“我是梅根·巴纳德。你是警察吧，我猜？”
“呃，”我说，“也不尽然——”
她打断我的话。
“我想我和你没什么可说的。我妹妹是个聪明的好女孩，她没有男性朋友，早上好！”
她短促地大笑了一声，用挑衅的目光注视着我。
“这个说法很准确，是不是？”她说。
“我不是记者，如果你指的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谁？”她环顾四周，“我母亲和我父亲呢？”
“你父亲带警察去看你妹妹的房间了。你母亲在那边。她很难过。”
女孩似乎做了个决定。
“到这边来吧。”她说。
她拉开一扇门，走了进去。我跟在她后面，发现我们来到了一个整洁的小厨房。
我刚要关上身后的门，不想遇到了阻力。波洛悄悄闪身进来，并随手关上了门。
“巴纳德小姐？”他迅速鞠了一躬，说。
“这位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我说。
梅根·巴纳德迅速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我听说过你，”她说，“你就是那个时髦的私人侦探，对不对？”
“这个形容不算美好，但也可以。”波洛说。
姑娘坐在餐桌沿上，接着，她把手伸进包里摸烟，然后把烟放在唇间，点着，在两口烟的间隙开口说：
“我不太明白，赫尔克里·波洛先生怎么会对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案子感兴趣呢？”
“小姐，”波洛说，“你不明白的东西和我不明白的东西加在一起都够写一本书了。但这一切都没有现实意义。有现实意义的是那些不容易找到的东西。”
“什么东西？”
“小姐，很可惜死亡会引发偏见。而偏见对死者有利。我听见刚才你对我的朋友黑斯廷斯说的话了。‘她是一个聪明的好女孩，没有男性朋友。’你这么说是在嘲笑报纸。确实如此，一个年轻的姑娘死了，人们会这么说。她很聪明。她很快乐。她性情温和。她无忧无虑。她没有讨厌的熟人。人们总是对死者表现得宽容大度。你知道此刻我想做什么吗？我想找到一个熟悉伊丽莎白·巴纳德，但不知道她已经死了的人！这样我才能听到对我有用的话——真话。”
梅根·巴纳德抽着烟，静静地看了他几分钟。她终于开口了。她的话吓了我一跳。
“贝蒂，”她说，“是个十足的小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