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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厌儒家的刘邦,后来确实尝到了礼治的甜头。
  那是西汉王朝的建国之初,大乱虽平而天下未定,跟西周初年的局势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追随武王伐纣的,是姬姓和姜姓的贵族,比如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以及其他方国的豪酋。虽然他们在殷商眼里是蛮族,文化程度其实都不低,个个都是风流人物。
  刘邦的队伍就差得多。除张良是贵族,韩信算是破落贵族,其余的,陈平是无业游民,萧何是蕞尔小吏,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刘邦自己则是地痞无赖,基本上是草台班子。
  何况此时,礼坏乐崩已经几百年。像周武王那样严格按照礼制来举行开国大典,他们哪会?未央宫建成后,刘邦大宴群臣,居然乘着酒兴对太上皇说:过去老爸总骂我不如二哥能干,将来生活没有着落。现在看看,是二哥的产业多,还是我的多?殿上群臣也跟着起哄,大呼小叫,乱成一团,完全没有体统。
  这简直就是群魔乱舞。
  叔孙通他们自然看不下去,大汉朝廷也不能是土匪窝子。于是好说歹说,终于劝动刘邦同意制定礼仪,文武百官、功臣勋贵也都进学习班培训。从此御前设宴,人人庄严肃穆,规行矩步,行礼如仪。刘邦自己也喜不自禁。他余味无穷地说:老子今天才晓得,当皇帝还真他妈的过瘾!
  当然过瘾。伦理、道德、礼仪,原本就是为了让君主们坐稳江山。秦汉以后,历朝历代都坚持伦理治国和礼乐制度,原因就在于此。
  实际上所谓“五伦”,最重要的就是君臣。除朋友外,父子、兄弟、夫妇,也都可以看作君臣关系。父亲是“家君”,丈夫是“夫君”,长兄如父也是“君”。反过来也一样。或者说,君臣如父子,同僚如兄弟,正副职如夫妻。政治伦理,注定了是家庭伦理的“国家版”。
  那么,家庭伦理,最重要的是什么?
  和谐。家和万事兴。
  怎样才能和谐?
  讲名分,重称谓,守规矩,尽孝心。比如跟父母说话,要自称“儿子”。如果父亲是君王,则自称“儿臣”。跟哥哥说话,要自称“小弟”。如果哥哥是君王,则自称“臣弟”。跟丈夫说话,要自称“妾”。如果丈夫是君王,则自称“臣妾”。对父母,要“早请示,晚汇报”。父母的年纪,必须挂在心上,还得“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他们健康长寿,惧的是他们年老力衰。[4]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如果父母是天子或诸侯,则要在他们临死之前成立“治丧委员会”,给他们备好棺椁,换上寿衣,然后守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死,叫“为臣”。这是中国最早的“临终关怀”,但只有天子和诸侯才能享受。
  所有这些,归结为一个字,就是“孝”。
  孝道表现于国,就是“忠”。忠,不是人的天性,因此需要培养。培养基地,就在家庭。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孝敬父母,就不会背叛君主;如果友爱兄弟,就不会欺负同事。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并非没有道理。
  难怪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柔”,竟有三组是家庭伦理。是啊,对自己子女都没有爱心的君,可能仁吗?对自己父母都没有孝心的子,可能忠吗?父子像父子,才会君臣像君臣,尽管占便宜的还是君父。
  什么叫“天下为家,家国一体”?这就是。
  天字一号乐团
  现在,我们更清楚南蒯为什么不招人待见了。
  道理其实很简单:国伦理在家伦理,从小就能看到大。比方说一个人虐待父母,却宣称忠于祖国,靠得住吗?同样,南蒯背叛家君,却宣称忠于国君,谁相信呢?更何况,他只是季孙大夫之臣,大夫才是国君之臣。鲁国国君的事,是他该管的吗?如此僭越,难道也叫“效忠”?对不起,这叫“上访”!
  南蒯不明白的,魏绛明白。
  魏绛是春秋时期晋悼公的大夫。因为功勋卓著,悼公要将郑国奉献的乐队分一半给他,魏绛表示不敢当。魏绛说:乐舞是用来巩固美德的,因此可以镇抚邦国,同享福禄,怀柔吸引远方之人。这才叫“乐”。
  奇怪!乐,为什么能“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呢?
  因为乐是艺术化的礼,礼是伦理化的乐。
  是这样吗?
  是。
  周人的乐,甚至古人的乐,并不只是音乐。准确地说,是诗歌、音乐和舞蹈的“三位一体”,叫“乐舞”。所以晋悼公打算赐给魏绛的“乐”,就包括一组编钟,还有一支八人组成的歌舞队。
  但,乐舞叫做乐,是因为以音乐为灵魂。音乐最重要的是什么?节奏和韵律。伦理最重要的是什么?秩序与和谐。秩序,就是礼的节奏;和谐,就是礼的韵律。因此,礼治社会,就应该像音乐作品;社会成员,则应该像乐音。乐音有音高、音长、音强、音色的不同。社会成员一样,也得有差异。有差异,才多样。多样统一,才和谐。
  礼,就是界定差异的。
  问题是:怎么界定?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无非“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区分华夏与蛮夷,是“内外有别”;区分血亲与姻亲,是“亲疏有差”;区分老者与少者,是“长幼有序”;区分嫡子与庶子,是“贵贱有等”。它甚至表现为一系列的“制度”。比如平民不能戴帽子,只能扎头巾,叫“帻”(读如则)。贵族当中,士又只有冠,没有冕。冠冕堂皇的,是天子、诸侯、大夫。
  显然,这里最重要的是贵贱,贵贱是“音高”。其次是亲疏,亲疏是“音长”。再次是长幼,长幼是“音强”。至于内外,或许可以看作“音色”,华夏民族是“黄钟之鸣”,蛮夷戎狄是“瓦釜之音”。如果“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那就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了。
  不过在周人看来,他们的天下不会亡,因为像音乐。天子和诸侯是“高音”,大夫和士是“中音”,平民和奴隶是“低音”。也像音乐团体,民族和国族是乐团,氏族和宗族是乐队,天子、诸侯、大夫、士是指挥。
  这可是天字第一号的乐团,演奏的是最恢宏的交响乐、最悦耳的奏鸣曲。主题,据说叫“和”。
  是的。礼辨异,乐统同。礼,就是让人遵守秩序的。乐,则是让人体验和谐的。
  所以贵族要“钟鸣鼎食”,还要佩玉。玉是“君子之器”。它高贵、典雅、温润,不张扬,文质彬彬。何况玉器佩带在身上,是要发出声响的。这就会提醒主人举手投足要合乎礼仪,要有节奏。有节奏就有节制,也就气度不凡。
  学习音乐,观赏乐舞,更是贵族必修的功课。如果有条件,还应该向全民推广。孔子的学生言偃(子游)主持武城县工作时,便处处都是弦歌之声。周人认为,庙堂有音乐,则君臣“和敬”;乡里有音乐,则宗族“和顺”;家中有音乐,则父子“和亲”。[5]难怪孔子上课时,会有学生鼓瑟。
  这就是“礼乐教化”。但,这跟“以德治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妨“实地考察”一番。
  权利与义务
  先看“乡饮酒礼”。
  所谓“乡饮酒礼”,原本是酒宴形式的“政治协商会议”。应邀参加的基本上都是“老同志”,讨论的也是军国大事,比如“定兵谋”。所以,它很可能是部落时代军事民主的遗风,相当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元老院”,只是没有表决权。但到后来,就连咨询的意思也没有了,只是定期不定期地请社会贤达们来吃饭喝酒看表演,变成了“政协委员”的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