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约国在鄂木斯克政权崩溃以后，为了消灭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又打起了中日两家的主意，希望能够他们充当代理人对付布尔什维克。
日本本来就是协约国成员，正愁插不上脚，自然点头允诺，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中国的态度。
英美深知，日本势力在亚洲大陆的扩张，特别是在远东的扩张，与中国是有内在冲突的，干涉俄国革命的过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中国的点头和参与，日本是无法直接发挥作用的。但是，在中日两国之间很难存在沟通和协调，彼此都以对方为自己最大的敌人，提防都来不及，怎么会并肩作战呢？
当然，日本因为在辽东一战中大大吃了亏，甚至经济都面临崩溃的危险，现在不能拿中国怎么样，但日本毕竟是明治维新就发展起来，国力深厚、潜力巨大，还是在中国之上，因此，要想中国全身心地对付布尔什维克而不顾身后日本的势力也是不可能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单是海参崴，原本日本海军就是要予以争夺的，要不是国防军在旅大边境和朝鲜边境陈兵10万，形成泰山压顶之势，日本恐怕早就寻衅……而之所以中国拿下西伯利亚中、东两段后不再大步前进，也是因为背后陆军师团的牵制。
在东亚格局上，英美认为，中日相互牵制是最好的局面，一来可以让其他国家有介入的机会，二来可以拖住日本对外扩张的脚步，使之不再咄咄逼人。这个方针大体总是正确的，因为确实发挥了这样的效力，在中国通过革命崛起之后，更是严格地遵循这个逻辑。中日辽东之战，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的逻辑推演。但是，这个牵制也不见得毫无坏处，起码在对付布尔什维克的问题上，中日的这种牵制便阻碍了双方的行动。
朱尔典不止一次地抱怨，不应该让可恶的日本人牵扯进来——日本每增加1个师团，则中国人就会减少3万针对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按照他的想法，大不列颠既然无法通过直接插手鄂木斯克政权达到消灭布尔什维克的目的，就应该以利益为诱饵，吸引中国直接投入兵力。——“任何想让中日两国并肩作战，一同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念头都是愚蠢的……”
但是，伦敦和白金汉宫听不到他的这个意见，或者说即便听见了，也装作不知道。英国政府有一批亲日派，当然，没有亲华派——所谓的亲华派，实际上都是亲日派按照自己的好恶安插上去的。而那些议员，只会听从那些“一旦中国坐大，局面将不可收拾”的蛊惑之言，一心想着让日本来牵制其间。没错，日本确实发挥了牵制效果，但这种牵制反过来也损害了鄂木斯克政权的稳固。
朱尔典知道，国会里有些人在害怕这样一种可怕的场景——一旦中国强盛起来，印度就会发生危险，日本虽然看上去更加富有侵略性，但因为还有美国，不至于会蹦跶到哪里去。在他看来，这种想法大错而特错——不拉拢中国，怎么能吸引日本的目光？给中国的好处越多，牵制日本才越有本钱。可是，这些话说什么都没用。
不幸的万幸在于，布尔什维克没能和中国形成妥协，在拿下鄂木斯克之后，军队的进攻方向直接指向了中国，这个时候，协约国阵营是一片窃喜，英美两国的驻日大使，都接到了本国的训令——必须用最明确无误的态度警告日本，不能在中国与布尔什维克作战的时候有任何愚蠢的行为。
这就够了！起码，在鄂木斯克政权倒下之后，东线还有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尖刀。西线的波兰战役之后，再找合适的代理人已经殊为不易了，现在的局面哪能不珍惜？
而秦时竹所谓的好处，便是希望利用协约国这个心态，一方面确保自己有较为稳固的后方——虽然指望日本不捣乱是不可能的，但是日本只要不太出格，后路就安定了；另一方面捞取一些政治经济上的好处，秦时竹知道，以朱尔典为首的一批人，很想打一场列强出钱出枪，中国出人的代理战争，这中国不会也不屑于去做，但在前期目标一致的情况下，他不介意去博得一丝好处，哪怕弄个烟雾弹也行，吓唬下布尔什维克就好。
第二天，战事讨论到了深入的阶段，围绕着具体战术安排，达成了近乎一致的意见，秦时竹最后总结道：“在进攻还是防御的问题上，我的意思是攻势防御，亦即带有主动出击意味的战略防御。红军这次投入战役的人马，骑兵占了很高的比例，这种机动力高于我们的情况，使得再次强调防守第一的方针有些难以执行。毕竟，西伯利亚沃土千里，处处都有战机，我们分兵设防，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倘若不分兵，又会有被敌人切断交通，分割开来的危险，所以，既要防御，又不能消极防御，而要带着进攻态势趋执行战略防御——这次战役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垮布尔什维克，而是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第二，至于杀伤还是地盘，我认为两者都要并重，但是，也不必全歼，或者说要推进多少，只要能够达到目标，将来能够将鄂木斯克以东与中亚串联起来，我们的战略目的就达到了。布尔什维克不好打，特别是眼前的这支红军更不好打；第三，在时间问题上，我们是占有优势的一方，但是也不能太过放松和谨慎，一旦让布尔什维克在鄂木斯克立足阵脚，这情况就不好玩了，将来我们不得不面对兵容更甚、危机更严重的局面，那北线几十万大军倒真的会被捆绑住手脚。”
就在国防军大本营深入探讨的时候，布琼尼所部也在进行战术研究，在拿下鄂木斯克，消灭了这个一直与布尔什维克敌对的政权之后，情况并没有缓解，面临的压力依然巨大，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消灭国内敌对政权后，国内民众已经失去了赖以支撑的代理人政府，所有外国干涉军的行为，都可以视为对俄国的侵略，可以鼓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即便这样，还是有大批民众开始逃亡，尤其又以通过西伯利亚铁路逃亡中国居多。高尔察克虽然在军事上毫无作为，但在政权临终的时候，还是率兵丝丝顶住红军的冲击，让大量的民众通过西伯利亚铁路东逃，进入中国境内。
虽然鄂木斯克政权与中国政权关系一般，但面对蜂拥而至的白俄，大本营经过商量，决定接纳这批人员，唯一不同的是，必须要解除武装，然后在中国方面的押解下以难民身份入境，到指定地点居住，在此期间，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生命和财产还是安全的。
至于指定居住的地方，则是哈尔滨专门划出的区域，在这一点上面，中国政府的举动博得了协约国一致的赞同，认为发挥了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于暂时限制自由，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逃难到别的国家，自然要接受别国的约束，更何况还有反谍、反布尔什维克渗透的意义，更是轻易马虎不得。
事实上，流亡中国的白俄，大都是俄罗斯民族中的精英分子，包括了中高级教会人员、艺术家等知识分子、有产者等等，在这个奇妙的队伍里，信仰和价值观未必相同，但有一点是类似的，对布尔什维克感到恐惧和害怕——特别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布尔什维克更是咬牙切齿。把他们接纳进来，一方面是为了培养一支对付苏俄的潜在势力，另一方面也在扼杀苏俄的创造力和民族精英。而且，一旦有这样的队伍存在，对苏俄国内存在的异己势力而言，更是一种感召。
穿越组深知，苏俄与布尔什维克的存在，不是几个月、不是几年，而是很久，必须有打持久战的精神，俄国这个国家，最容易从内部瓦解，用武力、用侵略，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平演变。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面临巨大的外部考验时，中国人民也能团结起来，一旦外力消失，就开始内讧。
或许，一个持久而深入的敌人才是其中的关键！
布琼尼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脑子，甚至，很多人认为，布琼尼在政治上表露的笑话，不能视为低能，而更是一种韬光养晦的手段——这家伙，聪明着呢。
眼下，他眉头紧皱，若有所思，半晌之后，才抬起头道：“同志们，这场战役该如何进行，你们有主意了么？”
“同志们”三个字从布琼尼的嘴巴里说出来，有一些额外的笑意，军政委伏罗希洛夫对他可是知根知底，也不禁笑起来。
“难道，我们战无不胜的英雄，勇敢的无产者——布琼尼将军心中已经有了办法？”
纵观红军，凡事能够取得胜利的，都是军事主官和政治委员通力合作的结果，而且，政治委员本身要有权威和军事素养。伏罗希洛夫在这一方面显然做得不错。
“说句实话，我们面临的敌手，与白军不一样，与那些帝国主义侵略军也不一样，我觉得应该采取与以前不同的战术。”布琼尼指着地图上标示敌我的示意图说道，“根据目前的情报，敌人集团大约兵力为12-15万人之间，并随时可以通过铁路线得到后方增援。从物资供给到后勤保障，敌人都强过我们，而且，他们已经在这里呆了3年之久，已经熟悉这个地区的气候、地理以及其他情况。”
“都是该死的白卫军，如果他们不是拼了命地反对我们，怎么会让中国人占去西伯利亚呢？”炮兵主任库利克一贯心直口快，“不过，中国人的好运到此为止了，他们将在我们的进攻面前害怕地颤抖……我要他们尝尝红军铁拳的滋味”
骑兵第一师师长铁木辛哥仔细看过地图之后，皱起眉头道：“布琼尼同志，我认为，过于看轻自己的敌人是不对的。中国人虽然以前不善于打仗，但自从帝制取消之后，战争能力无疑上了一个台阶。这一点，从中东路冲突、中日冲突等战事上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国防军之所以能够迅速占据远东和西伯利亚铁路，固然与沙皇旧****无能有关，但中国人在装备上先进程度，在作战理念上的进步都很有可取之处。我接触过从高尔察克匪徒手中缴获的军火，制作精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起我们国内的制作品，水平不相上下甚至更高一点。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的生产能力达到了很高的境地，这一点是我们目前所不能达到的。而且，中国人还有战车、飞机——这是目前我们所缺乏的。因此，这场战事，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恰恰相反，我认为会很艰苦。当然，我认为在革命的鼓舞之下，红军能够战胜一切敌人。”
“你说的没错，图哈切夫斯基这头笨驴就犯了这个毛病。”虽然面上还过得去，但布琼尼对图哈切夫斯基可是一点也不客气，在背后不知道诅咒了多少次——他依然对波兰战役时那场战役的失利而耿耿于怀。那么，你说，关键在于什么？托洛茨基同志和斯大林同志的耐心是有限的……”
这一次出击，布琼尼深知，在经历了波兰战役失利之后，自己身上背负着多少的压力，只要能够取得胜利，就可以压倒图哈切夫斯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也会对自己另眼相看，一旦失利，则不但要面临图哈切夫斯基的挤兑，自己身上背负的压力也将更大。(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