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京郊有牧监，归群牧司管辖。
群牧司在宋、辽，西夏政府皆有设置，是掌管国家马匹的牧养、繁殖、训练、使用和收买、交换等事务。
官有群牧制置使、群牧副使、群牧都监等。
那两个国家本来就是游牧国家，人家的群牧司，是正儿八经的“甲兵之本，国之大利”。
而到了大宋，光管理马政的机构就不下三处，但是却并没有收到什么好的效果。
太仆寺，掌管皇室的用马。“后妃，亲王，公主，执政官应给车乘者。视品秩而贡之。”骐骥院，就是专门给皇家养马的部门。
群牧司，掌管的是对国家马匹的饲养，调用。即“邦国厩牧，车臾之政令”，驿传，军方，矿监用马，多从这里边调拨。
茶马司，则管理市马。除此之外，还有对病马老马的处理，以及监督牧马的机构和民间的养马制度，主要管民用和民间征调。
政出多门，非常的具有大宋特色。
但是婆婆虽多，马却始终养不好。
太仆寺坐拥天下第一等的好马，常常是不惜重金获得，然而到了骐骥院之后，要为皇家服务，第一条就是要驯服。
去掉蛋蛋，将骏马变成慢悠悠的宠物，是骐骥院的首要目标。
他们也的确做到了。
群牧司也很苦，要在内地养马，用的又是传统养马法，理所当然地引来地方亲民官和老百姓们的抵触。
最关键的，群牧司的官员们，坐拥如此广大的丰美土地资源，养出马来是国家的，种出粮来是自己的，所以种地它不更香吗？
于是在他们的上奏里边，官地被私分了，人浮于事，官马场的地都在账簿上，其实大部分都被民田给侵占，地方官员和老百姓也不配合，结果牧地农地根本分不清楚，没办法好好养马，臣等尽力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西、河北、河东虽然都有马监，但出栏数量却少得可怜。
以同州沙苑监为例，牧场九千余顷，岁耗四十万贯，但养马只有六千多，岁出栏最低时，竟然只有四十余匹！
若非马政如此不堪，王安石也不会下决心搞保马法——变卖马场，改由民间来养马，政府有养马补贴，成马政府统一回购。
结果搞得农耕地区怨声载道——一匹马，“废水草丰茂处五十亩”，这么高的土地占用率，死了还得赔，这样还养，这特么不是失心疯了吗？
官府拿着牧马地种粮，我们为什么不行？承包原本官马场的土地之后，当然是种粮为主，至于养马……呵呵别闹！待俺们吃饱肚子再死！
于是从大宋马监和民间出栏的马匹，经过挑拣后，最多只有六分之一能成为可骑乘的坐骑，剩下的虽然仍算是军马，但其实只能充做邮传驿马之用。
就像蔡确上给赵顼奏章里说的那样，“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至五年，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余仅足配邮传”。
南方就更加不堪。
福建沿海，泉州、福州、兴化军的外岛上，有十一个牧场。但这些马被称为洲屿马，不堪具装，只能做驿马；
而华南，两广出马，加上大宋同西南夷和大理国交易的马匹，也大多驽骀下乘，肩高能达到四尺二寸这个大宋战马最低标准的，百中仅有一二。
这种马被称为羁縻马——大宋朝廷购买这些马匹，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为了收人心，羁縻西南夷。
至于从青唐藩人买来的高原马，从青藏高原下来后容易生病，也不适合平原作战。
所以，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指望靠私人承包责任制，就能源源不断的喂养出海量的战马，是纯扯淡。
于是宋境内几乎出现了一种共识，就是宋朝养马，具备先天的弱势——“冀北、燕、代，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
真正上好的能大批供给战马的养马地，只能是东北和西北。
从北到南，从西到东，马种质量依次降低。
即所谓“蓟北之野”，“甘凉河套”，必得“高寒之地，有长山大谷，美草甘泉，旷地千里，而诸畜繁孳也。”
汉唐皆是拥有了这两片土地，才能组建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但大宋立国后，这两块地方，一个早已被契丹人夺取，而另一个，则在党项人手中。虽然每一代皇帝都鼓励全国各地养马，但成果寥寥。
江南气候不宜养马，比如饶州孳生监，熙宁年间“所蓄牝牡马五百六十二，而毙者三百十有五，驹之成者二十有七”。
数年之中，将五百六十二匹马，养成了不足三百匹，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
因此便有人以此为据，认为“非本性所宜，例生诸病，因致传染。”
一匹马得病，一月之内就会感染一群，造成大量死亡。
然而这些说到底还是技术问题，群牧司，还存在一个严重的弊病——它近十年来压根就没怎么管理过马政，人家现在充当着发改委的职能！
当年王安石第一次入京，就领了群牧司的职衔，之后一直在那里发挥着改革先锋的作用。
后来吕惠卿到了司农寺，于是群牧司和司农寺，成了制定新法的地方。
里边的人员，也都是心怀天下的大人物，天文地理道德文章，什么都懂，只除了养马和种地。
名实不副，同样很大宋。
第一千零三十三章 北苑监
在苏油看来，解决大宋养马问题，办法其实很简单。
既然北方马种不适合南方气候，那就寻找适合的马种就是了。
既然北方养马的方法不适合南方，那就摸索出适合南方的驯养方法就是了。
反正据苏油有限的养马知识，后世阿拉伯，南美，不少出好马好牛的地方，都是亚热带气候，甚至雨林气候都行。
战马驮骡，涉及到宋军骑兵化重大转变，苏油当然非常重视，因此特意跑到牧监来考察。
要是别的官员来，牧监的小官们那是爱怎么糊弄就怎么糊弄，但是要糊弄小苏少保，呵呵呵呵……
眼前这位，可以说是大宋的畜牧专家。
五岁阉猪，六岁孵蛋，一夜能让九百牛马受孕，你惹得起？
知道惹不起，牧监便老老实实和苏油一起骑马巡行，又问必答，有难处就汇报。
北苑监是新设的马场，地点在濮阳的东边，距离南边的汴梁刚好三百里。
如今汴京城的道路通达，车辆提速，相应的，可以将军队安排到更远的地方。
枢密院上奏，请在尉氏，东明，中牟三畿之外更远的汝州，单州，郑州，澶州，设立“四辅”，移驻禁军厢军就食，进一步减少汴梁城的人口压力和后勤压力。
同时将汴京城的防御态势，从集中防御变成分散立体防御，将京师的拱卫范围，一下子从三畿的百里范围，扩大到京师周围五百里的范围！
四辅，三畿，京城，分别由厢军，旧式禁军，新式禁军进驻，逐级增强，相互呼应，构建起一个大防御网络，保障京师最大安全。
这个建议的设计者，是大宋又一个新兴的谋略大家——章楶。
章楶是章惇的再从堂兄弟，和章惇一样文武兼姿。
一首《水龙吟·咏扬花》引来大苏的陪和，做了一首《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后人评价：“章质夫作《水龙吟》，咏杨花，其命意用事，清丽可喜。东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视之，声韵谐婉，便觉质夫词有织绣工夫。”
“若无名作在前，斯亦佳制。”
历任陈留知县、京东转运判官、提点湖北刑狱、成都路转运使，在地方政绩卓著，且勤俭不侈。
刚刚入蜀之时，妻儿随行。妻子乘一驴，他在旁牵缰绳步行；一对儿女年纪尚小，便共乘另一驴驮行。
后来儿子多了，教导起来那叫一个严厉，担心几个儿子放纵松懈，只要是闲暇时，就将他们关在一个书屋里面。
而其仕途履历，和张方平，韩琦，文彦博，刘嗣，蜀中，一直都有关系，加上章惇与苏家的交情，他受到关蜀学派的影响很大。
故而虽然与苏油年纪差了十来岁，但是两人之间的书信来往很不少。
这个京师防御圈的建议，苏油非常欣赏，于是报给了赵顼，顺便算是引荐人才。
赵顼将之下枢密院讨论，冯京认为简直是神来之笔。
无论从政治，经济，国防，都有说不完的好处。
不说别的，光是将汴京城能腾出来的地方用来搞房地产，那都是不菲的财政收入，于是“力请行之”。
赵顼下旨，四辅一时是修造不完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就一点事清不能做。
比如，将汴京周围的马监，一股脑都搬到濮东去，设立北苑监，我们从养马开始试试看。
北苑监一切效仿南海之法，南海两浙如今都能出马，根据北方养马好过南方的原则，北苑监要是再搞不出来好马来，那就是没天理没王法。
于是北苑监使王怀压力山大。
企图在小苏少保手下作假的人，基本都惨，反倒是老实认错说困难的，常常得到小苏少保的原谅和帮助。
牧监的确有些难处，王怀对面前这个比自己年轻得多，一脸温和好奇之色的大员说道：“少保，北苑监的情况大致便是如此了，如今我们也种植了象草，得少保之助，引进了海外龙马之种，与两浙路四通马行，狼渡马场也有了交流合作。”
“采用了新法养马，还有那个……种马之法，今春北苑增驹五百头，陛下一高兴，赏赐了小臣一条玉带。”
苏油笑道：“那可恭喜了，不过老王你别只说功劳，我要多听你们的困难和建议。”
王怀拱手：“要说建议，那还真有，如今北苑监附近有一队人马在寻什么矿床，每日里放炮掘采，对马匹的影响实在是太大……”
苏油骑在马上：“那王苑使想没想过如何解决？”
王怀说道：“下官建议……将北苑移到相州。”
相州地方不错，到汴京的距离和濮阳过去差不多，辖区内除滑县东部为黄河流域外，其余还有卫河、漳河、洹河、汤河、淇河等，商朝旧都，水草丰美。
不过因为地质勘探就将马场移走，这里边搞不好就是猫腻，哪家权贵这么厉害？
苏油皱着眉头：“相州那边固然水草丰美，可如今也刚刚发现了钾砂，这可是我大宋极重要的矿藏，这次本来也要去拜访拜访韩家人的……”
韩琦为相十年，门生故旧遍布朝堂，因为王陶攻击而致仕，赵顼特旨，让韩琦以镇安、武胜两军节度使及司徒兼侍中、判相州。
之后河北大水，又让韩琦领四路安抚使，并许“便宜从事”，不但衣锦还乡，还托以方面重任。
应该说韩琦尽力了，任务完成得也还行，但是限于老派士大夫的局限，到死的时候，也留下了很多的问题。
一味重农，导致河北商路不畅，堤防不固，工业不兴，民生艰难。
这就导致了更多的社会问题，盗匪横行就是一桩。
几个儿子里边，韩忠彦现在已经是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其余诸子皆有官身，最小的两个如今是监相州酒税。
赵顼这就是明目张胆地照顾韩琦，即便人已经去世，也特意给韩琦留了俩儿子在相州看守祖业。
所以韩家在相州，那就是第一等的人家。
老头一辈子坑过苏油不少回，但是苏油并不认为韩琦有什么大错。
换做他和韩琦对换身份，他可能做得更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