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出了两条街区，我觉得有点不对：“好像有人跟着咱呢，后边那黑色轿车我看着眼熟，刚才起车时就见到过。”
田静不信：“说不定你错了，黑色车长得没什么区别。”
我说：“静姐，你还会吐槽呢，今天教你个小技巧，有没有被跟踪，一下就知道。”
开了一会儿后我忽然右转，田静：“你疯了，这是单行道，你逆行了！”
我说：“没事，这是周庸的车，只要不被交警现场抓住，到时都是罚他。但现在咱可以确定后边那车是跟踪咱的——他跟了咱一路，习惯性地跟咱右转了。”
田静：“这招确实挺好用，那要没开车怎么办啊？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被跟踪？”
我说有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找个公交车站。假装漫不经心地等车，趁公交车关门前一秒忽然蹿上车，再回头看看那个你怀疑跟踪你的人什么反应，就基本能确定他是不是在跟踪你了。
我和田静开车去了周庸家，看见我们进了地下停车场，那辆跟着我们的车调头就走了。
田静：“你说他跟着咱到底干吗？”
我说：“应该是看看咱有没有财力支付一百二十万元。”
田静：“咱都开这车了他还担心咱支付不起？”
我点点头：“一百来万的车在燕市不算什么。按照最近疯长的房价，这车钱在好地段也就能买个厕所。住什么样的房子才能证明你的身价，这回看见咱俩进了别墅小区的停车场，估计他们对咱的评判得上个档，会热情更多。”
果然，第二天下午，接待我们的那个小帅哥就打来电话，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说：“哥们儿，是这样，我和我老婆最近感情出了点危机，想试试一起养个孩子能不能把这危机解决了。也有可能过几天我们忽然就离婚了，到时候这孩子我们俩都不要，怎么办？谁养着？”
小帅哥笑了：“哥，这事您别担心，我们保证能办得妥妥的。”我说空口无凭啊。
他说：“这样吧，我给您发一个群，平时遇见有代孕中途出现问题的情况，我们公司都会在里面处理孩子。我把群号发给您，和管理员说一声，您加进去自己看吧。”
这是一个有偿的、网上收养孩子的交流群，群里的主力军是两种人：领妈和宝妈。领妈是群里对收养者的称呼，宝妈则是送养一方。渴望领养孩子的领妈会拿一笔可观的营养费给宝妈。卖准生证以及婴儿用品的贩子也在群里出没。按照群里讨论的平均价格，领养孩子的一方起码要给送养的一方十几万元作为营养费。
我把周庸叫过来，给他看这个。
周庸：“徐哥，这违法吗？”
我说：“当然违法，已经够判刑了。把孩子送给别人，并拿一大笔营养费，即使是亲生父母也得判拐卖儿童罪。”
周庸：“这不算收养？”
我说：“当然不算，中国的收养条件很严的，《收养法》规定了一大堆。通过正当方式领养孩子，需要无子女、没得啥大病、保守收养隐私，孩子未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不能打不能骂，不然就是违法。还要没犯罪记录，征信好看，收养人当地的居委会证明，派出所证明……所以，更多的人选择了得花钱但更快速高效的网络收养。但这里面有个问题，我十分怀疑这些送养的人里有一些是人贩子。他们通过这种群组将拐来的小孩卖掉。”
周庸：“所以你找我过来干吗？”
我说：“现在可以确信，通过这个群组，在他们可以出售小孩的这个平台上，每个孩子能卖八到十五万元。我对那家代孕公司进行检索，发现他们正在招人。你去应聘一下，看看那些负责事情的人提成是多少，能否通过卖孩子得到比提成更高的利润。”
周庸晚上给我打电话：“徐哥，我知道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快！我中午刚叫你去应聘，下午你就全搞清了？”
周庸：“是啊，我跟他们经理谈待遇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了。所以我干脆就没去上班，面试完就直接放他鸽子。”我问周庸提成是多少。
周庸：“就你说超哥那一百二十万元的大单，尾款到后，能和代孕的姑娘一样，拿百分之十五的提成，比卖孩子赚得多。”
第二天我又去中介公司见了小帅哥，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线索。然后他把我带到了给李超代孕的姑娘住的小区。
小帅哥介绍：“您要是办一百二十万元的套餐，代孕妈妈就住这儿。单独一间屋子，这儿最小的户型都是八十多平方米的，环境好，安保也好，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巡逻，在楼下有什么事一喊就到！”
我说：“等会儿，你确定这儿的治安这么好？”
他说：“当然，我们公司高级套餐的代孕妈妈全住这小区。”
和他分开后，我又观察了一会儿，给周庸打了个电话：“咱俩上当了。”
周庸问我怎么了。
我说：“那个代孕姑娘有问题，她说在楼下推孩子玩的时候，被人抢了，然后喊也没人帮。但是这小区是二十四小时巡逻制——我刚才站这儿看了一会儿，保安巡逻很严，不可能出现她说的那种喊了没人帮的情况。”
周庸点点头：“但她什么动机啊？她为什么要把替李超代孕的孩子卖了呢？不是说最后能拿十八万吗？也没差多少啊！”
周庸：“咱找到她就知道了。”
我说：“行，你来的时候去取十万元的现金，一张卡好像取不了那么多，卡够吗？”
周庸：“没事，我卡多着呢。”
周庸到了以后，我们俩上楼敲门，代孕姑娘打开门：“你俩啊。”
她把我们让到屋里坐下后，又要倒水。
我说：“你先不用倒水，说说孩子去哪儿了吧。我们了解了楼下的安保情况，感觉不太可能有孩子被抢，去看了监控也没看见抢孩子的记录。”
她说：“我就是被人抢了，别的我也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那孩子连存在的证据都没有，我们拿你没什么办法，但我带了十万元现金来，”我拍拍周庸提来的包，“你告诉我孩子去哪儿了，钱就给你，咱不谈其他的。我就想知道孩子在哪儿，成吗？”
她想了想，给了我一个电话号：“这人那天在‘代孕妈妈群’里联系我，说如果我有小孩想要送给别人，可以给我十二万元的营养费。”
我说：“你再帮我个忙，你给他打个电话，说你有一姐妹也想拿孩子换笔营养费。”
她看了看桌上的十万元，打了电话。
第二天下午，李超的老婆抱着一个我们用娃娃包的，看起来像是婴儿的包裹，站在指定的地点等着人贩子。
这里是两条路的交界点，一边是通往市中心的大马路，一边是高速大桥。我和周庸商量：“我估计他肯定怕我们跟踪，这些路路况不稳定，说堵就堵，这儿我们就不要管了。他急着离开时肯定会选不会出错的地方开快车走，不是大马路就是高速大桥。干脆咱俩直接去那俩地方等吧，还不容易被发现。”
3:30，一台慢悠悠开过的轿车忽然停住，下来一个戴着面具的人，一把抢走李超老婆手里的东西，扔下一袋钱，上车就走，顺着大马路向市中心狂奔而去。其间减了一下速，估计发现了假小孩，但怕有危险，没停车继续走了。
我和李超一直通着电话，知道车型后，我在它上环线的时候跟上了这辆车，一直到了一个别墅小区。车停了一会儿，一个中年男人下车进了屋。
我告诉周庸位置，让他过来和我会合，天黑时一起行动。
半夜1点多钟，天色黑得不能再黑，别墅的灯都关了。我打开手机的摄像头对着别墅扫了一圈，看看是否有红外摄像头。确定什么都没有后，我和周庸换上消音的软底布鞋，猫着身子走到一楼防盗门处。
听着里面没什么动静，我走到别墅后面对着厨房的小门，用铁丝轻轻地打开门锁，进了屋。我和周庸悄悄地四处找了一下，觉得最有可能关人的地方就是地下室。
周庸用手机打字给我：“徐哥，要不咱直接报警吧。”
我拿过他的手机：“警肯定得报，但咱得先把李超的孩子弄出来。他那孩子没出生证明，被警察带走后很麻烦。”
安眠药只能去医院药房凭处方单购买，不可以随便吃
我发消息给李超，问他认不认得出他儿子的长相。李超说认得出，到时候给他发视频或照片他就能认出来。
周庸在地下室门口帮我望风，我极其缓慢地打开了地下室的门，走了下去。地下室里有十几个孩子，大的也就五六岁，小的还是婴儿。他们每个人都睡得特别熟，桌上还摆着一盒史蒂诺斯，看来孩子睡之前都被喂了安眠药。婴儿总共有四个，我拿出手机分别照了一张，发给了李超。
李超很快回复：“第三张和第四张那个是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我说：“你先别感谢我，第三张和第四张是两个孩子，不是一个人，到底哪个是你儿子！”
李超：“我真分不出来了，要不你都抱回来吧！大不了我都养着。”
我抱起两个婴儿，缓步上了楼，和周庸一起离开了这栋房子，坐回车里报了警。半个小时后，看着两队警察冲进了别墅，我和周庸打着火，开向了李超家。
即使把两个孩子抱到面前，李超和他老婆也没认出哪个是自己儿子。
李超：“明天我去做个亲子鉴定吧。”
我说：“那玩意儿得一周才出结果呢，孩子的乳母肯定知道哪个是你儿子。”
我和周庸按照代孕姑娘的户口信息，找到了她老家。她开门看见我们俩有点儿吓坏了，让儿子回屋玩，转过身跟我们解释：“真不是我干的。”
我说：“知道不是你干的。”然后拿照片给她看：“这两个哪个是你代孕生的？”
姑娘沉默了一会儿：“两个都是。他们俩是双胞胎，我按照合同需要交出去一个，但另一个我可以自己留着。正好那人找上来，说要买小孩，我就答应了。没想到他来了以后，把俩孩子都强行抱走了。”
我和周庸坐在回燕市的高铁上，周庸说：“这回超哥双喜临门了啊！”
我说：“钱也不少花，黑市办个出生证得十万元，他这回还得乘以二。”
周庸点头：“徐哥，你说这事其实挺可笑的，孩子丢了警都不能报，因为没证据证明这孩子是存在的！”
我说：“是，现在这事虽然不违法，但由于没有规范，行业内还是很乱的。咱有四千多万不孕不育人口，再加上同性群体和失孤群体，需要的孩子太多了，代孕几乎变成一种刚需。我觉得政府应该参与进来，像美国一样规范这个行业。从精卵子公司到代孕母亲公司，再到专业的代孕医院，以及相关行业的律师，甚至心理咨询服务全都规范清楚。这样既不会再出现生了双胞胎都不知道，也不会出现孩子丢了没法报警的情况。最重要的是，那些渴求孩子而不得的人群，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周庸想了想：“有道理！”
17
有个小伙离奇死亡，死前办了假火化证
按照正常的想法，熟悉的人对自己是没有危害的。所以，遭遇了熟人犯罪后，当事人往往会特别想不开。但实际上，熟人犯罪和陌生人犯罪的比例相差得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大。其实，熟人犯罪是一种常见的犯罪行为。即使发生在你身上，你也不必因为对方是熟人而想不开——这和其他的犯罪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次要说的，就是一起发生在我身边的熟人犯罪。
2016年10月19日下午，我和周庸正在某健身俱乐部游泳。游的时候，周庸的苹果表一直响，他游到浅水区站住后，抬手点了几下，抬头看我。我说怎么了。周庸抹了把脸上的水：“徐哥，马北一死了，已经火化了！”
马北一死在这个时候，实在是太巧，也太奇怪了——他欠了许多钱，还是一起诈骗案的嫌疑人。而且他死不见尸，大家知道他死了的时候，就只剩下了骨灰。
他是周庸的大学同学，也是燕市人，很精明，大一时就在寝室楼里卖烟。晚上寝室楼锁门后，学生都得跟他高价买烟。据周庸说，他大学学费都是自己赚的。
9月28日，周庸的一个大学同学要结婚，马北一拉了个聊天群，说准新郎让他代收份子钱，让同学们发红包或转账给他。过了两天，有人和要结婚的同学聊起这事，对方很惊诧：“没有啊，我都半年没和马北一联系过了。”接着他们试图联系马北一，却根本联系不上。
马北一失联后，周庸的同学圈一下子炸了。因为许多人都想到，自己在当年6到8月份期间都借过钱给马北一——包括周庸，借得最多的就是他。
7月份时，马北一约周庸吃饭，谎称在南方包工程，还发了工地照片和工程合同给周庸，需要资金，向周庸借了十五万元。同学们互通有无后发现，他跟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
我问周庸要了更多的合同照片，并给当地建设局打了个电话咨询，发现合同上的工程编号根本不存在。
周庸借马北一钱时都没多想：“这人一直挺靠谱的，上学时虽然搞了许多歪门赚钱，但是借钱什么的都是很快就还。别的同学攒钱买手机时，他不仅赚钱买了个iphone，还买了个尾号8888的手机号说等升值。”周庸通信录里的马北一，备注是“马精明”。
马北一在同学里人缘不错。他是单亲家庭，母亲去年得了尿毒症，家里没什么亲戚，全靠同学们捐款凑够了换肾手术费。周庸当时也捐了三万元，他妈最后还是没挺过去。
但这事后来被发现也是假的。马北一失踪后，几个人找大学时的导员，要了马北一家的地址。上门后，马北一“因为尿毒症去世”的母亲给他们开了门，说自己对马北一的所作所为全不知情。同学们发现一切都是诈骗后，马上报警立了案。
结果他们今天接到警方的通知：马北一自杀了——已经火化，只剩骨灰了。
周庸没心情游泳了，我们俩一起爬上岸，走回更衣室坐下。周庸擦了擦头，问我觉得马北一是真死还是假死。
我说：“我对这种事都有怀疑。前几天我看新闻，说有个学生借钱还不上后自杀了，也是直接就剩骨灰了，我也觉得真实性有待商榷。”
我向周庸要了他的手机，看他同学群里的信息。有人提议用骨灰验dna，周庸问我能不能验出来。我说当然不能，高温会把骨灰烧得只剩下无机物，还会使dna变性。
我想了想，问周庸能不能和同学们商量下，把这事统一交给我们代理。“马北一要是假死，咱可以帮他们把人找出来，但追回款的百分之十，要作为调查费。”
周庸发了一会儿消息：“他们都答应了。”
第二天中午，周庸向大学时的导员咨询到了马北一的地址。我们俩开着车到了地方，在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买了两箱牛奶，进了小区。
上到四楼，敲了敲门，里面有人问我们是谁，周庸说是马北一的同学。一个戴眼镜微胖的中年妇女态度不是很好地打开门：“又是来要钱的？进来吧。”看来之前已经有人上门要过债了，我和周庸进了门，在沙发上坐下，将买的两箱牛奶递给马北一母亲后，她态度缓和了一些：“吃点橘子吗？”
我和周庸婉拒，直入正题：“阿姨，北一这事太突然了，欠这么多钱，人忽然就没了，说实话我们有点怀疑。”
马北一的母亲没和我们多解释，走进卧室拿出几张纸，放在茶几上，让我们自己看。我和周庸拿起来看，是三张证明。一张医学死亡证明，一张火化证明，以及一张派出所户口注销证明的存根。我趁着马北一母亲和周庸说话时，把三张纸都拍了下来。
和周庸出了马北一家后，周庸从车里拿了瓶水，喝了一口：“徐哥，他是不是真死了？不仅有死亡证明，连户口都注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