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前提下，人虽然有上下尊卑的分别，但是，不同的等级和人群之间，却有尊重和善待。至少，承认下级有受到善待的权力。而不仅仅是奉献的义务。
所以，中国从来都是皇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旦士大夫阶层发现这个皇帝很不合自己心意，那么这个皇帝就危险了。士大夫阶层完全可以用天子无德这个借口，来废黜皇帝。所以，谋权篡位这种事情，在中国历朝历代，从不少见。
而日本则不然，当日本上层，特别是天皇学习了中国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后，去掉了上层对下层所应承担的责任，只是片面强调上层的权柄和下层的义务。所以，日本的天皇，可以绵延数千年不绝。所以，在古代日本，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家”中，父亲即家长，是有绝对的权威的。
古代的日本将儿女视为家长个人的私有财产。家长不但如同中国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般，有绝对的权力决定子女的终身大事。而且，还有权力在缺钱的时候，将子女典押、贩卖，甚至是自产自销。
自古代的日本，由于穷人众多，并无多余的钱财缴纳赋税，娶妻生子，所以，在民间将子女卖掉或者抵押，用来缴纳贡赋的事情屡见不鲜。而因为穷的没法娶妻，近亲通婚的情况，也很常见。这种宽容甚至一直延续到后世。
因为儿子要留着传宗接代，维持香火。所以，被贩卖和抵押的主要对象，还是家中的女儿。这些女子被家长卖掉后，就会成为和后世慰安妇从事一个行业的失足妇女。而这些失足妇女，从此以后，便成为家中的经历来源。用皮肉换取的钱财，需要供给家中的父母兄弟。
而因为日本在学习中国文化时，全然去掉了子在家中的权力，所以，这些女子被灌输的观念，也就成了——为了供给父母兄弟，牺牲自己是应该的。而这些女子也不会受到社会的鄙视，相反，日本人认为武士为领主、大名家服务是奉公，仆人为主人服务是奉公，而女人出卖肉体同样也是奉公。在当时，有一个卖身奉养母亲和弟弟的女子，还因为“孝心奇特”而受到了日本官方的表彰。
与日本人相比，中国的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还真就算不得什么了。
这种习俗在日本持续的时间有千年之久，即便到了明治维新，日本人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称呼而已。在明治政府于一八七二年，十月二日公布“牛马解放令”之后，买卖不再明目张胆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出赁”。愿意“出赁”女儿换取日元的人，并不在少数。
这些父母在和经纪人谈好价钱后，经纪人就会付给女子父母一笔钱。从此，这个女子便要依靠自己的服务来赚钱。这便是“出赁”。每“出赁”一次，这个女子就会得到极为微薄的收入，需要在天长日久的“出赁”后，才能逐渐还清这笔债务。除非有人愿意花大价钱为这个女子赎身，带回家中。而这几乎是这些女子不可企及的梦想。
而这种社会现象，也被日本上层默许，自从德川幕府制订的“游廓政策”开始施行后，就没有改变过。明治维新时期，明治维新的元勋、敲诈李鸿章的伊藤博文，在回答英国《每日新闻》记者提问的时候，也坦言不希望废除游廓。伊藤博文的理由是——站在道德角度来说，做失足妇女是高尚的，这些失足妇女是为了尽孝道才去从事这个行当的。
有了日本上层的默许，游廓产业发展壮大的速度不容小视。据史料记载，在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之时，十万日本兵集结在日本广岛。而这十万日本兵，因为忙里偷闲的游廓，而于一年之内在广岛留下了两千多个私生子。
在日俄战争时期，游廓的人数更是多的惊人。据统计，在吉原游廓的门前，一个平常的日子里，从晚上八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便有一千九百人出入。其中，大部分是十七到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甚至有一部分十四岁一下，毛还没长齐的日本人。据那个时代的人回忆，那时的游廓，简直就像是上厕所。
有了这个文化基础，日本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实行慰安妇制度。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明治时期，为了顺利的推行“殖产兴业”，快速实现日本的工业化，所以日本政府的扶植力量大量的向工业，和近代化的经济体系倾斜。这个过程中，日本原本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大量的农业人口迅速失业。这其中包括大量的女性。
而日本人所做的，并不是给予这些破产者以一定的照顾和福利，而是向其灌输为国尽忠的思想，并将其派往海外。而其中，以中国为主。所以，大量在日本国内流离失所的日本男性，在到达中国后，成为臭名昭著的日本浪人。
而大量的女性，在被灌输了一脑子为国献身的思想后，被派往海外，当然主要还是中国，接着进行失足大业。除了中国以外，此时日本也对东南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时的东南亚，由于橡胶园的出现和各种矿物的开采，变得十分富裕。正是日本除了中国之外，下一个攻略之地。
这些远涉重洋，到海外继续失足生意的日本人女子，被称为“南洋姐”。在二十世纪初，“南洋姐”的身影遍布西伯利亚、中国内地，东南亚各国，甚至印度和非洲。此时的东三省，五千多个日本人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南洋姐”。上海和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远涉重洋的日本女子，成为日本原始积累的利器。在西伯利亚的“南洋姐”向日本汇款有百万元之多。当时的《福冈****新闻》曾经登出这样的新闻——“从岛原的小滨署管辖内的四个村子远渡海外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汇款达一万两千多元。全岛原的三十个村子，合计突破三十万元。”
而此时全日本都著名的人贩子村冈伊平治，在其自传中如此描述——“她们每月写信并送钱回家，父母放心，邻居有好评。村长听说，来要所得税。不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来。不仅这样，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随之建起杂货店。从日本叫来店员，店员独立开业，成立公司的驻外办事机构。女郎屋的丈夫不愿被叫做姘夫而经营商店，一年左右土地开发者就迅速增多。随之，日本的船只到来，那块地方繁荣起来了。”
当日本经济逐渐强大起来，并试图以军事力量拉动经济发展的时候，这些远涉重洋的日本女子，服务的对象自然由钱财，变成了日本军队被派往海外的士兵。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大量被日本上层洗脑的日本学校女生，自愿组成了“慰安团”。却全然不知道未来她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日本军队运送这些慰安妇去海外的时候，运送的名义是“军用品”。这些女子一旦到了战场上，就和枪支弹药这种军用品没有了太多的差别，不会获得比一支手枪更多的关注。
在日本侵略海外期间，大概没两千到三千人的日本部队，会配备五六名慰安妇，这五六个慰安妇，要同时接受三千壮汉的摧残。身体不崩溃才怪。生病和死亡，只是寻常事。而日本军队的慰安妇得不到补充，便会从入侵之地，强行掳掠女子，补充到慰安所中。这便是二战中，韩国、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慰安妇的由来。
这样的一个习惯以出卖本族女子换取利益的民族，在战败后，主动自觉的为占领日本的美国大兵，以欺骗的方式组建慰安团，实在是很正常，并且一脉相承的事情。
当然，日本人也并不是完全不懂得保护女性。只是，保护的群体十分有限。据传，日本王室和国会、议会的上层官员发出密令，严格控制皇族、华族、公族、财阀等家庭的女子外出，采用一切保护手段来保护她们，以避免这些家族的女子受到美国大兵的侵扰……
日本人的这些习俗，一直延续到后世。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四日，美国******发表了二零零四年度《全球贩卖人口问题报告》，其中指出日本有严重的侵害女性的问题。这是美国人首次就这个问题对日本进行抨击。虽然美国大兵在日本骚扰的姑娘不在少数。
在后世，日本这个行业每年的收入大约是九百亿美元。而这个行业每年的交易额，已经能够占到日本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和日本每年的国防预算不相上下。如果说日本人是在用这个行业来支撑自己的国防预算，也不为过。爱情动作片，更是远销海内外。成为各国宅男的最爱。
而日本人对于这个行业如此支持和喜爱的原因，便是因为日本男性在社会中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女性的地位，远远没有狼多肉少的中国高。
不过，人总是人，并非物件，更不是什么军用品。或许在一开始，这些被日本上层洗脑的女子，确实相信日本上层宣传的鬼话，愿意为国献身。但是一旦面临饱受摧残的真实处境，被欺骗的总会猛醒过来。没有怨恨和愤怒才是怪事。
至少青小艺和露西，从清水石瞳的回忆和叙述中，听出了满腔的怒火和恨意。
而此时，余生也知道了此事。在面试完大量的男人后，终于开始面试女人。而女人，是少不了和同性进行攀比这种属性的。特别是当对方的实力其实和自己差不多，甚至还不如自己的时候，单凭运气取胜。那么，引起的羡慕嫉妒恨，可就不只一点点了。
所以，当余生面试第一个女人的时候，这个日本女人虽然态度恭谨至极，但是，有意无意中，却提了那么一句。余生这才知道，青小艺居然扶了个日本姑娘回家。有了此事，余生自然要询问一二。
青小艺把事情和余生一说，余生思考了片刻，便同意青小艺收留这个日本女子，并对青小艺道：“清水石瞳的医疗费用，我们全部承担，另外，如果有其他和清水石瞳一样遭遇的女子，我们也一样收留。前提只有一个，她们对日本人和美国人有所怨怒。”
当然，这话是用中文说的，清水石瞳和露西根本听不懂。而青小艺与余生相处已久，自然对余生的意思心领神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青小艺知道余生平日虽然在美国投资，拍电影，但是并不溶于这个国度。心中总有几分针对美国人的提防。
清水石瞳就此在余生的住宅中住了下来。对余生而言，清水石瞳的出现，对他的后续计划，其实大有裨益。他非常需要一些被日本人和美国人承认、了解日本和美国文化、但又对日本人和美国人愤恨的人。原本，这种人很难找到，余生也不知道从哪里去找。但是，清水石瞳的出现，给他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这些被日本人欺骗，又被美国人摧残的慰安妇，是他最好的人选。
而日本不愧是这个时代，亚洲教育体系最完善的国家。余生所需的人，在一天的面试后，便已经凑齐。大部分人都有在电影公司，或者话剧社工作的经验。《李香兰》剧组之中，除了两三个从美国抽调来的华人班底做骨干之外，其他的人，都是日本人。想来，只有这些人拍出来的电影，才和后世原版的《李香兰》，有相似的味道。
而由于李香兰要跟着玛丽莲梦露满日本的去巡演，所以，这个剧组的主要工作，就是陪着李香兰和玛丽莲梦露满世界乱跑，在照顾她们演唱会的同时，抽时间取景，帮李香兰完成《李香兰》的拍摄。
与此同时，余生也开始联系好莱坞的熟人。筹备《辛德勒的名单》和《美丽人生》的拍摄。当然，这种必然赚钱的生意，首先要照顾熟人。余生第一个打电话的，便是阿尔伯特华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