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个史学家说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这个比例，也是有些低。百分之三十左右，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数字。
出于这个无法否认的史实，在后世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日本史学界终于正视历史，承认——古代日本国家的形成，如果没有那长期的大批的而且优秀的“归化人（大陆移民）”，传播进来各种先进的“汉文化”与生产技术的话，古代日本的文明开化将不知道还会再落后几百年。
毕竟，关于古代日本中央集权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日本史学界也有不同的说法。例如：“骑马民族征服说”、“外来朝廷”起源说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与中国人之争，完全可以算作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如果将历史研究的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放到一千年，甚至一万年以后，后世的史学家对日本和中国文化以及血脉传承的关系，会如何看待呢？
恐怕至少会有一部分人，将日本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来加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余生想要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日本文化，使之重新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朝着中国文化本身的发展方向靠近，也并非不可能。
余生如今想做的，就是从日本人的语言文字入手。把日本语本身的特质逐渐剥离消解，只剩下和汉语相通的那部分。所以，余生制定的日语教授方式，是从日本语言的起源开始的。而这个起源，就是汉语。
这种教授方式，看似是在严谨无比的教授日语，考证的极为详细，但实际上，当每个学生都知道日语是起源于汉语的时候，当每个学生都将日本文字视为中国文字的一种衍生的时候，他们心目中的母语恐怕早就变了。
并且，这种教授方式，会让这些学生对熟悉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有一种天然的好感。以后如果日本人想要让他们做些对中国不利的事情，恐怕这群人也不会那么主动。
再说，以后的时代是商业化的时代，同时掌握日语和汉语的这些人，会在商业时代中占尽优势。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会让这些学生在面对中国市场时，如鱼得水。
这些经过大阪商团培训出无数商业手段的学生，以后必然是站在商业时代顶端的一帮人。他们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影响力，不可忽视。而日本人又是个崇拜强者，愿意改变和学习的性格，当他们发现余生创立的这种教学方式会让他们变得强大的时候，会自然而然的将这种以汉语为基础的日语学习方式推广开来。
到那个时候，日语究竟是一种语言？还是一种拼音？对中国文化理解透彻的日本人，遵从的究竟是中国文化？还是日本文化？甚至，学习中国文化，又有大量中国血脉的日本人，究竟算是日本人？还算是中国人？
余生的构想，并非是异想天开。
在汉字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人舍弃的，只有汉字的语音。但也不是完全舍弃，在日语中，大量的汉字同时有“音读”和“训读”读法。
日语中“音读”的汉字，模仿的是当年这个汉字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时候的读音。由于中国地域极广，方言众多，日本人学的时候又不择食。所以，这些读音的起源也各不相同。根据后世的考证，这些“音读”词语，可以分为“汉音”、“吴音”和“唐音”。当然，这些传入日本的词语读音，千年以降，已经和中国人本身不同。
除了音读，日本人以汉字为基础构建了日语的字母用以表音，并且保留了大量的汉字用以表意。在欧美文化传入日本之前，日语中大量的表意词，都是由汉字构建的。直到欧美文化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人才用假名模仿英语和其他语言的读音，引入了大量的新的词汇，表达新的语意。
例如说，英语中的饮料“drink”，日本人甚至不用把它翻译成“饮料”或者“饮み物”，而直接采用音译法根据其英语读音，用片假名字母直接改为日语的单词“ドリング”。
一九四六年十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当用汉字表”，列入一千八百五十个汉字。到后世，一九八一年十月，又公布了“常用汉字表”，列入一千九百四十六个汉字。在教科书和官方文件中，一般只使用列入“常用汉字表”中的汉字。
虽然由于文化的发展，汉语也在逐渐的改变。日语中汉字所表的意，大多都是汉字的古意，即后世所称文言文的意思，或者是日本人略微加以引申的意思。与汉语本身的语意，大同小异，但凡对于汉语有所研究的人，都能猜出其中的意思。
后世网络中，便有一种“伪中国语”。这种“伪中国语”并不完全遵照日语语法，只是直接使用日语中的汉字组成句子。虽然日语的语序和汉语并不相同，但是中国人看到，还是很容易明白其中意思的。
因此，即便日本人没有学过汉语，中国人没有学过日语，借用“伪中国语”，也能顺利的聊天，愉快的玩耍。
在后世日本，汉字的识字率并不是那么高，大多数文化程度不算高的日本人，都直接使用假名。这种假名，如同汉语拼音，使用起来方便简单。所以，能用“伪中国语”和中国人在网上聊天的，都可以算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了。
所以，在后世日本，能用“伪中国语”和中国人聊天，已经算得上一种高逼格的时尚。年轻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学养，对此趋之若鹜。而中国人反而受“伪中国语”的影响较小。
其主要原因就是，日语中的汉字词汇和中国的汉语词汇，有许多是相通的。由于后世日本人比中国人早接受西方文化，所以，大量的西方词汇，在日本被转化为日语词汇，而这些日语词汇，又在后来，被转化为汉语词汇。
但是由于这种转化，是以日本原本的、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为基础的，所以，这些转化而来的词汇和汉语天生融合。本质相同。中国人拿来使用，根本就没有不适感，反而觉得翻译的很是贴切。
例如，现代日本人说：“今夜横浜中华街で夜ご饭。大変美味しかった。”翻译成中国文言文就是：“今夜横浜中华街夜饭，大美味。”翻译成伪中国语就是：“今夜横浜中华街夜饭、大変美味”。变成现代汉语的意思，就是：“今晚在横滨中华街吃饭，非常好吃。”
再比如，现代日语中的：“あなたは明日どこに行きますか？”翻译过来，就是：“你明天去哪里？”写成伪中国语就是：“贵方明日何処行？”变成中国古代文言文，就是：“贵方明日何处行？”
由此可见，阻拦伪中国语在中国盛行如日本的，不是日语，而是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放弃的、曾经作为亚洲文化圈官方书面语言的文言文。所幸，现代汉语白话文也是在文言文的基础上诞生的。只要中国学生多学两个月文言文，顺畅的理解伪中国语便毫无问题。
正因为伪中国语有这种普适性。所以，余生在学校中，准备推行给日本人的，就是这种能被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时理解和接受的伪中国语。
在青小艺将手下十几个即会汉语也会日语的女子教给余生培训时，余生对这些女子道：“我找大家来，是想请诸位协力，编辑一本教材。这些教材选取的文章内容可以简单随意，以其他日语教材为蓝本改编也可以。这些都不重要。只要符合盟军反对军国主义的意思即可。”
“但是，有五条规则，是在编写的时候要注意的。第一，我知道日语之中，许多词汇既可以写成汉字，也可以写成假名。在咱们这本教材中，所有能写成汉字的日语词汇，都要用汉字代替。至于假名，可以用小字标注，作为拼音存在。”
“第二，说一句话，可以同时使用多个词汇组成。在编写教材的时候，能使用汉字词汇构成句子的，就一定要使用汉字词汇。”
“第三，我知道日语之中，有很多用谐音汉字表记的假名。这些假名，统统都要用汉字书写。”
“第四，日本语中有许多外来词汇，大部分是欧美词汇。这些词汇虽然读音和汉语不同，但是也有意义相近的汉字和汉字词汇。这些词汇不再用片假名书写，统统用汉字代替！”
“第五，如果有日文中独有，而汉字中没有的语意和词汇，请重新用汉字词汇对其进行表述。不再用日语的专用词汇。”
这些女子虽然不明白余生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也纷纷照办。一部教材的编写，说难也难，说容易也是很容易。对于这十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女子而言，一部教导小学生的教材，只用了月余时间，便编了出来。
余生翻看着与中国的文言文有七八成相似的教材，心中暗喜。知道自己的计划，至少成功了一半。在这部教材中，日本人千年以来发明的假名，已经沦落成为一套拼音。
而经过梳理，余生也发现，日语词汇中，真正由日本人自己创造出的，和其他文明不同的词汇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多。大量的词汇，不是借用汉语，就是用假名模拟英语。
当一切考证、还原成本来面目，日语几乎趋于消解。
由于余生的关系，这部教材很快通过了美国人的审核。并将其作为范本，毕竟，这部教材对日语的考证极为详细。并且，并无一点宣扬天皇如何如何的内容。
而此时，大阪商团也已经买下了一处断壁残垣遍地却面积广大的地皮，开始了学校的建设。在学校建设进入正轨时，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也开始了。
由于梅汝璈和向哲浚的运作，和余生本身的影响力。余生顺利成为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出庭作证。
出庭作证这件事情看起来天经地义，余生毕竟是从日本人的围堵中逃出来的。但实际上，操作起来却很困难。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讯的每个阶段或每个部分开始之前，诉讼双方必须把他们在本阶段，或本部分中所拟邀请出庭的证人的名单及理由送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庭予以审查和批准。
在批准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会向被批准出庭的证人，发出传票或通知书。传票上会写明，在审讯某一阶段中和大约什么日期需要证人出庭作证。
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原则上对出庭作证的人员名单很是宽大，一般只要提请，就会被批准，很少有拒绝的事情发生。但是，余生和余生请来的近千名证人，在被向哲浚将名单提交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时，仍然引起了争议。
毕竟，证人的数量实在是有些多。如果余生不出现，真实历史上，出庭为南京大屠杀作证的证人数量，也不过只有十几个而已。所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于是否允许这么多证人出庭作证，很是迟疑。
最后，还是梅汝璈拍了一通桌子，这张出庭作证的名单才得以最后通过。
“我们都知道约瑟夫季南先生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就调用了一架盟军总部的专用飞机，在中国检察官的陪同下，带了六七个人去往中国，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调查。可是，约瑟夫季南先生在这两个星期之内，先后跑了南京、上海、北平等地。”
“虽然，我们知道约瑟夫季南先生的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但是，半个月中，他留给南京的时间，又有多少呢？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谁能将数万日本部队参与的对中国几十万平民进行的大屠杀调查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