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系，最讲究的就是证据，没有证据，证人也可以。余生有大量的证人可以作证，这一点就可以秒杀日本律师团提出的诸多疑问和推断。更何况，如今的美国人和法国人好的穿一条裤子，都是盟军阵营。
这些大法官自然而然便会偏向余生一方。这个日本人并无证据的推断，就此揭过。
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规定，一切反诘都限制在直讯时所提到过的主要问题上。但是，也有例外之处。日本人常常绕开问题本身，对阐述事实的证人本身的人品问题，进行攻击。务必让人感觉证人的人品，不是那么坚挺。证词不是那么可靠。
而日本人对证人信用和人格的攻击，并不违反英美法系的习惯规则，并不违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程序规则或各种法官会议决议。所以，这种攻击虽然超出了法庭规定的反诘范围，但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却并未加以制止。
例如，日本律师团的美国律师，曾经反问作为检察证人，证明皇姑屯事件是日本人一手策划的日本陆军少将田中隆吉，“你有精神病么？”
或者“检察方面是否答应过你，如果你作出有利于他们的证言，他们便会给你以不可侵犯的权利和不把你当做战犯来追诉？”
对于其他的一些证人，为日本甲级战犯辩护的美国律师更是直接反问道：“你在参加这一诉讼时期，得到了什么报酬呢？”
这种反诘的方式，和反诘的问题，经常让关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证人们愤怒不已。不过，真金不怕火炼，有些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反诘的，许多事实铁证如山，任由日本律师团如何巧舌如簧，也无法动摇分毫。
日本律师团对于余生的反诘，也是从质疑余生的人品开始。在第一个问题折戟沉沙后，清濑一郎又拿出一个经过日本律师团讨论，认为足以对余生的信用产生影响的问题。
清濑一郎道：“根据我和我的同仁，调查得知，一九三八年年初，余先生在上海滩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对记者叙述过所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而当时有许多报社曾经根据余先生的叙述，向上海滩的民众做出报道。”
“我想知道，余先生早已经离开了南京城，是如何得知南京城中，所谓的‘真相’的呢？而且知道的如此详尽？这究竟是南京城的‘真相’？还是余先生的哗众取宠呢？”
余生一笑，清濑一郎这个问题也问的有点技术。他在刚穿越过来的时候，对外界所说的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确实是根据后世他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资料，回忆出来的。
但是，在穿越过来后，余生便开始着手搜集相关的资料和证物。并暗中保存。为的就是留给后世一个真实而不容抵赖的历史。而中国人又极多，日本人围城，虽然杀了三十万中国人，但是在日本人屠刀忍耐求生，陆续逃离南京的，也不在少数。
并且，很多逃离南京的人，第一站就是日本人尚且管不到的上海滩孤岛。这些人带来了大量的消息，甚至还有照片等证物。而当年唐生智的胡乱指挥，也在老蒋那里留下了底子。这些东西，被余生暗中从军统那里买来。
至于日本人关于自己军队在南京的大屠杀统计，别人手里没有，南造云子手里却是有的。余生早就让陈天拿了出来。反正日本人手头的资料数以万计，也没有时间每天逐一清点一遍。所以，这些资料拿的神不知鬼不觉。甚至连日本人自己都不知道资料已经丢了。
余生不搭理清濑一郎，对大法官威伯道：“庭长先生，我在漂流到上海滩后，便开始搜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当庭展示。”
威伯精神大振，道：“允许证人当庭展示自己搜集到的证物！”
这种证物的展示与搜集，虽然并不通过约瑟夫季南带领的检察官团队，但是，证人对于自己认为重要的证物，确实有保存拥有的权力，所以，也不算是违规。真实历史上，约翰马吉摄录的有关日本人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便是由他自己保存的。
在获得允许后，余生让法庭的守卫从证人休息室中抬出一个大箱子。这箱子中，是他在开庭前，便准备好的，有关日本人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证据。有照片和照片的底片，有十几份不同人写的日记，也有日本情报部门和老蒋手下弄出来的官方公文或者绝密情报。
当这些证据被法官一一从箱子里面拿出来的时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一片哗然。
威伯问余生道：“请问，拍摄这些照片，写下这些日记的证人，如今在哪里？”
“不知道。有些日记，是从难民收容所中得来的。据说，写日记的人早已死于日本人的屠刀下。这些照片的拍摄者，也并不清楚，战争让我再也无法根据照片上的线索去寻找这些照片的拍摄者。”
“至于这些情报，是我无意中从东京的黑市上买来的。具体是否真实，我无法判断。需要盟军的情报部门加以甄别。”
这些证据太过于重磅。包括十一位大法官在内，都有些承受不住。威伯一敲锤子道：“我们法官会对这些证据加以阅读和甄别。现在休庭，呃，两小时！”
法庭中，只有梅汝璈和向哲浚知道一点风声，包含赞许的看了余生一眼。余生便被法庭守卫请到了证人休息室中。至于清濑一郎和日本律师团，在如山铁证面前，哑口无言。直接被无视了。
原本认为是可以为难一下余生的问题，成了余生给出资料的踏脚石。纯属自作自受。
余生提供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资料并不少。两个小时的时间，完全不足以读完。并且，大多日记之类的文字材料，都是以中文为主的，十一位大法官中，除了梅汝璈熟悉中文，其他十个法官并不能直接阅读这些文字材料。
所以，两个小时的时间，只够这些大法官把余生提供的照片大体浏览一遍。而文字材料，则会交由检察官团队处理。可是，即便如此，余生提供的这些照片，也足够让人震撼。
这些照片详细记录了日本士兵对中国平民的戕害。黑白色的照片中，中国平民的尸体铺满街道，而日本士兵仍旧在端着刺刀寻找活人。一旦发现，便会补上一刀。照片拍摄的视角，明显是在某一个门缝之后。
同时，这些照片还记录了这些日本士兵各种突破人性底线的暴行，有一张照片中，有一个开膛破肚的中国女子，脸上表情痛楚僵硬，显然是已经死了。两三个日本士兵正端着刺刀在其身旁大笑。
而另一张照片上，则记录着一个猖狂大笑的日本士兵，将刺刀挑起，而刀尖上有一个婴儿。除此之外，日本士兵对中国平民的枪杀、刀劈、砍头、铡刀断头、活埋、水淹、大卸八块、用中国人作为练习刺刀的靶子等照片，应有尽有。
数百张照片，简直就是人间地狱的真实记录。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这数百张照片上，竟然便囊括了近百种不同的死亡方式。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南京！
除此之外，这些资料中还有一些当年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虽然日本人严格限制对前线日军不道德行为的报道，但是，初入南京时，也有些得意忘形。所以，也有漏网之鱼。
其中的一份报纸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东京****新闻》报道的，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
新闻记载了，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两个日本人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一百人为胜者。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八十九人，野田毅杀了七十八人，因皆未满一百人。所以，“竞赛”继续进行。
到了十二月十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一百零五人，向井谓杀了一百零六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一百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一百五十名中国人。
这则新闻在《东京****新闻》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连载。举办“杀人竞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当时被《东京****新闻》称为“皇军的英雄”。
这份报纸其实盟军的档案室也有，但是日本《东京****新闻》显然不会将中国人的惨状刊载在报纸上，所以，原本看时，虽然觉得恶心惨烈，但也没有到毛骨悚然的地步。
如今这份配着这份报纸和余生提供的照片一起看，一众法官才觉得浑身寒毛直树。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报纸上的笑容，背后有累累尸骨，宛如恶鬼。
这种事情，挑战人类的道德底线。但凡有些良知的，都不能忍。两个小时休庭后，十一位法官一致决定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展示这些照片。并选择有代表性的照片，允许记者拍照记录。
而这些照片造成的效果，也是轰动性的。当这些照片迫于盟军的压力，刊载到日本各家报刊上的时候，日本民众才明确知道，前方的日本士兵都干了什么。
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同样也触动了大量的日本人。原本认为自己只是被美国人打败，不应该接受中国人作为法官和检察官审判的日本人的嚣张气焰，明显小了不少。
而在中国南京，当大量的照片和证据被中国报纸报道出来后，许多人泣不成声。虽然战争过去，时隔多年。但是，留存下来的人，对于往事的记忆不曾模糊。还真就有人在这些照片中发现了自己的旧识，原本以为只是在战争中失去了联系。却不料，早已被日本人残害而亡！
一时间，遍地哀声。为了祭奠死者而燃起的香火连绵不绝十几日。而余生的苦心孤诣，搜集证据，证明历史，让日本人无法对南京大屠杀抵赖之事，也被众人赞颂不已。隐隐然，便有几家报纸将余生定为民族英雄。
不过，余生的证据虽然全面，但是日本人抓住了余生身为中国人，并且是著名的电影导演这一点。非说这些拍摄者未知的照片，是余生找演员配合表演出来的。听得众人火冒三丈。
而审判也只能继续下去。随后，检察官团队从中国找来的，在真实历史上出现过的证人们纷纷登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约翰马吉。
约翰马吉于一八八四年出生于美国，在从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后，于一九一二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传教。随后，便在南京道胜堂作传教士。这种传教士，自一八四零年之后，便在中国出现，从此之后络绎不绝。有的人对于中国有些善意，约翰马吉便算是其中之一。
约翰马吉在南京道胜堂，一直传教到一九四零年。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人进驻南京时，约翰马吉成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便是号称中国辛德勒的约翰拉贝。
约翰马吉为中国人做的最大贡献，除了在战争中救助了无数中国人，在两个月时间中给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占领军最高指挥机构写了四百多份《抗议书》和《报告书》，强烈要求停止暴行之外，便是用一台十六毫米摄影机，将日本人在南京的所作所为都拍摄了下来。并流传后世。
约翰马吉总共拍摄了四盘摄影胶片。总长度达一百零五分钟。这些镜头是留存到后世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并由其子大卫马吉，在后世二零零二年，捐献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为日本人南京大屠杀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