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三套书的销售，在中国的全面铺开，余生这个名字也不胫而走。如今的余生，不再仅仅是电影导演，或者一个娱乐圈的大佬，而是一个既有钱，又有爱国心的顶级名人。无论是从作品，还是从影响力来看，如今的余生，都算是国内娱乐圈的第一人。
名气和老蒋都不相上下。而国内的报纸也对余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中国做过的事情，做了连篇累牍的详尽报道。从满世界撒网，为中国寻找证据，到后来的千人宣誓，再到找到约翰拉贝和明尼魏特琳的日记。
事无巨细，简直如同一部传奇大戏。
而中国人喜欢热闹的本性根深蒂固，余生的故事和八卦中，有他们喜欢的一切元素。所以，茶余饭后，这些底层的人讨论最多的，不是老蒋，而是余生。
当然，余生知道国人的秉性，所以，也无可奈何。任由众人评说去。只是，余生不会让其他同样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有所贡献的人的功绩埋没。所以，国内的许多报纸，在报道余生的同时，也报道了梅汝璈、向哲浚、裘劭恒等人。
虽然这些人都算是精英学霸，所学的法律和普通人的生活相去太远，远没有余大才子接地气。不过他们的事迹，也就此传扬开来。至少获得民众的敬重，在自己的履历上狠狠的添上一笔，是不成问题的。
而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贡献最大的，除了余生之外，不是向哲浚或者梅汝璈，而是裘劭恒。正是此人的寻访，找来了真实历史上的许多证人，包括尚德义、伍长德、罗伯特·威尔逊、约翰马吉等关键人物。
而此人虽然没有余大财主的财力，但是找到的有关日本人南京大屠杀的材料，加起来也有一尺多高。在真实历史上，全凭此人的努力，中国人才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策划者松井石根的审讯中险胜。
而裘劭恒最主要的功绩，是说动了日本人扶植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庭作证整整八天。创下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记录。
而说动溥仪出庭作证，并不容易。正如后世裘劭恒回忆说：“他（溥仪）头一次看见我，见我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我告诉他说，来东京让他做证人，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
“他（溥仪）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我去监狱次数多了，连陪在旁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他才逐渐放松起来，最终接受了法庭的要求。”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一直被羁押在苏联伯力看守所的溥仪，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戴着一副圆眼镜，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身后跟着两名法庭宪兵和一位苏联军官，为日本人入侵中国作证。
这一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旁听席和记者席上的黄牛票价，和余生出席时相等。溥仪出庭，轰动东京和世界。日本《朝日新闻》，形容溥仪出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同样，溥仪也要走从直讯到反诘的这一作证程序。溥仪介绍自己说道：“我出生在北京，名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
随后，是直讯的主要内容，溥仪回忆自己的过往，以及日本人入侵中国的一系列事情：“我继位之后的第三年，一九一一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
虽然溥仪是末代皇帝，但是，此时早已全无心气可言。此时老蒋当政，溥仪若不是狠拍老蒋的马屁，自觉后果堪忧。不过，美国人想听的，并不是溥仪拍老蒋的马屁，而是日本人如何谋划入侵中国。
所以，约瑟夫季南问溥仪道：“你退位后，为何要离开天津去满洲？”
溥仪说道：“（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上，是强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
其实，溥仪离开天津，算得上是半推半就，完全没有他说的那么委屈。在水果炸弹事件的第二天，《北平晨报》上，便有人披露说水果炸弹事件，其实是土肥原贤二安排的。
当然，溥仪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为的不仅仅是报复日本人对他的操纵，也是为了给自己曾经谋划的复辟，洗脱罪名。如果溥仪不极力否认他对复辟的主动，不极力给日本人添加罪责，那么，日本人入侵中国的罪行，责任就会由他一部分。或许，绞刑架上就会有他的位置。
当年，日本律师团的美国律师，曾经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了一份，写在皇家御用黄绢上的信件。上面印有溥仪的玉玺，并有郑孝胥的签名。信件所署日期为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一日。
信件上写：“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邻，涂炭生灵……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
这封信件，便是溥仪曾想借助日本人之力，复辟清廷的明证。虽然溥仪极力否认，但是，在审判七年后，溥仪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承认，这份信件是真的。
所以，他在回忆与板垣征四郎，于一九三一年见面时，说板垣征四郎对他道：“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既得利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
而板垣征四郎邀请溥仪担任这个“新国家”的元首。
约瑟夫季南问溥仪道：“你答应了么？”
溥仪说道：“我拒绝了，因为板垣征四郎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
在溥仪和日本人接触后，便发现，自己想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复辟清廷，实际很难，在后来，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曾回忆板垣征四郎对他的警告：“（建立伪满）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的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
在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溥仪便对建立伪满的心思淡了下来。他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说道：“我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征四郎用武力威胁，二则有我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我答应，三则因为我已处在旅顺，也就是被日本人握在手中了，还有什么话说！”
“一旦拒绝，日本人势必要杀我灭口。实在因为不得已，我屈服了。”而溥仪屈服的时候，正是川岛芳子从高峰跌落的时候。这两个皇子龙孙，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屈服。
根据后世之人的推断，溥仪和川岛芳子，其实是打算忍一时之气的。等川岛芳子将自己手下的军队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为溥仪保驾。然后传承清廷。
不过，日本人显然不会给这两个皇子龙孙以机会，在伪满建立后，川岛芳子在日本人眼中的价值便一落千丈，而且，由于川岛芳子身具爱新觉罗氏血脉，也有所警惕。所以，虽然川岛芳子是金壁辉司令，但是手下的兵力实在不强。
而溥仪，更是被日本人严格控制的傀儡。在伪满复辟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溥仪还认为满清皇室虽然疲弱，但是也不是不能和日本人达成平衡，实际上完成复辟的目的。所以，溥仪刚刚当上皇帝的时候，非常有执政的热情。
其办公楼被其引用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定名为勤民楼。而且每天早早到达办公室，等待文武大臣和其商量国事。
然而，日本人早已经给溥仪安排好了宫廷秘书，吉冈安直，此人虽然名义上是溥仪的随侍，但实际上是掌控溥仪伪满宫廷的人。
溥仪说：“我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于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要听他的吩咐。”
所以，与其说溥仪是伪满的皇帝，还不如说吉冈安直是伪满的皇帝。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有大臣来和溥仪商量国事。溥仪很快就发现，虽然这些大臣会经常过来请安，并向他赠送礼品，但是，在请安和送礼之后，都会掉头走人。
而每当溥仪问起，便回答道：“次长正在办！”当然，次长是日本人。
要是仅仅如此，也就算了，溥仪在和日本人接触之初，就知道日本人没有那么好心帮他复辟。所以，即便艰难，也是自己的选择。真正让溥仪愤怒的是，日本人将其挚爱谭玉龄害死。
谭玉龄此人，十七岁时入宫。溥仪极为喜欢，封为祥贵人。这个女子恐怕是溥仪一生当中，唯一一个真正动情的女子。在被日本人谋害之后，溥仪终生携带着当年谭玉龄选秀时的照片。照片背面写着“我的最亲爱的玉龄”八个字。
根据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回忆：“最初，我妻子病了，请了一位中国医生来诊病，后来吉冈介绍了日本医师，日本医师诊察之后，吉冈找医师密谈达三个小时之久。”
“那天夜里就由这个日本医师守护治疗。本来，需要每小时注射一次葡萄糖，可是这一夜中，医师仅给注射了两三次。到次日清晨，我的妻子已经死去……”
当年日本人的计划是，让溥仪的弟弟溥杰，继承溥仪的皇位。因为溥杰已经娶了与日本皇室有血脉关系的日本名门女子嵯峨浩。所以，只要溥仪无子早死，溥杰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继位。
而溥杰与嵯峨浩的、有日本皇室血统的孩子，便会名正言顺的继承皇位。如此，伪满皇帝，便会逐渐变成日本血脉，成为日本人。出于这个计划，和溥仪感情最好，最有可能为溥仪诞育血脉的谭玉龄非死不可。
这对于心志高远，血脉贵重的末代皇帝溥仪而言，是莫大的侮辱。而且，夺妻之仇，对于男人而言，也是最大的仇恨。正如《甄嬛传》中，雍正知道了其挚爱纯元皇后之死的真相后，无论如何，也要废除宜修的后位一般。
因此溥仪对日本人也是怨念满满。出庭作证，与其说是裘劭恒的说服，还不如说是他在确认自己安全后，主动出庭泄愤。抱着弄死一个就是一个的态度，把日本人的老底揭了个精光。
所以，溥仪会在约瑟夫季南问他道：“你在当满洲国皇帝期间，有什么权利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大吼：“我没有任何权利，一切都是日本人说了算！”
而在约瑟夫季南问道：“那这期间，你有个人行动自由么？”
溥仪道：“十几年当中，我没有任何自由可言，简直就是猴戏！”
虽然溥仪经过了以清濑一郎为首的日本律师团的连番反诘，但是，溥仪本身的经历丰富，也使得其能力其实并不平庸。正如美国记者布拉克洛所说：“如果溥仪是个自由人的话，他的表演一定是令人难忘的。鉴于他所处的特殊环境，他能做到这一步，已非一般人可比。”
再加以愤怒支撑，溥仪愣是和日本律师团唇枪舌剑的对骂了八天之久。其心中的怨怒可见一斑。
与真实历史有些不同的是，这一世的溥仪并非是一个人在战斗。在溥仪到达东京后，夜无光和一众满清遗老遗少，便曾多次登门拜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