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萧索，却是丰产的季节。空气干冷，糖分都浓缩在果实里，南瓜绵密甜糯，生花生含着水，嚼着回甘。嘎乐叹道：“现在才发现在美国吃得跟狗粮一样，什么都一个味儿。”
丘平笑道，“还是祖国好吧，大地富饶，吃的都是新鲜的。你别走了，调回北京工作吧。”
嘎乐抱住雷狗的脖子：“行啊，雷老板收留我。”
“你在大公司赚美元，来这儿小地方有什么意思？”雷狗招呼大伙儿：“天冷了，我们回去，”
刚四点钟，气温已经下降到个位数。湖面的风吹来，寒意渗透进人的皮肤里。雷狗和丘平并肩走，手掌时不时碰在一起，雷狗索性牵着丘平的手。丘平笑吟吟回握着他。
天越冷，湖里的鱼越肥臾，圣母院的早饭里有了鱼汤面，放大量的胡椒去除淡水鱼的腥味，粗糙又暖身。宗先生的脸有了血色，身上也长肉了，他不愿吃白食，承担起了圣母院的大量杂役，雷狗和丘平过得更加轻松了。
这天一群人在阳台喝酒时，麻殷大踏步进来了。丘平笑道：“卧槽你终于回来了，苏州的活儿干完了？”
“没呢，他妈一边催着工期，一边防疫政策卡着，两头不到岸，我歇半个月再回去。”
麻殷回到家一样，脚踩着鞋子的后跟，走到他们跟前，突然愣住了。他盯着嘎乐，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丘平拍了拍他的后背，“你们之前见过吧，嘎……樊丘平，从美国回来了。”
“啊……”麻殷挠挠头。
嘎乐伸出手来：“他们常常说起你，麻大建筑师，没有你就没有圣母院这杰作。”
麻殷跟他握握手，叹道：“人算什么，比起神秘力量，人的能力太有限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竟然会再次见到这张脸。几年前让他心潮澎湃的脸容，现在丝毫未变，甚至比之前轮廓更鲜明，看向嘎乐的目光中，便有几分眷恋。嘎乐有点尴尬，没话找话说：“苏州疫情还好吗？”
“全国一个样儿，方舱快装不下了，再这么下去，大家都别出门，也别吃饭，别呼吸了。”
“脱水卷一卷，收在架子上，啥时候病毒死绝了我们再注水回来，”丘平笑道，“只有这招可行了。”
“可不吗？”
麻殷满肚子怨气，但回到圣母院，一切就跟屁一样放了出去。他更高兴的是，圣母院安然无恙，村子里也还能自由往来，防疫的天罗地网，独独漏了这一处——起码是没勒得那么紧。
麻殷道：“我就住这儿了，市里封这封那，看着就心烦。”
丘平嘲道：“你是想离朗言近点吧，他这周回老家陪爸妈了，不在村里。”
“我知道，朗言跟我说了。诶樊丘平，这种话我们自己说着玩可以，别在朗言跟前说，我跟他早分了，我怕他多想。”
这声“樊丘平”一叫，真假“丘平”都看着他，气氛登时变得奇怪。麻殷觉得有趣又诡异，忍不住说：“你们怎么能和平相处的？雷子，你的心理素质够硬的。”
雷狗给他递杯子，“喝酒，少说话。”
雷狗心里也乱得很，但能怎么办呢？只能先这么苟着，谁都别深入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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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个阶段，也会想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但凡升起这样的念头，就会得出一个恐怖结论：最好什么都不写。
今天听坏蛋调频，讲到了nova heart的主唱冯海宁讲的一段话（在乐夏节目中被剪掉的）。因为复述再复述，难免有偏差，我尽量还原。
“摇滚精神，是别人在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时候的释放。我们在平时生活里，面对家人朋友和领导，会把自己收起来，为了顺畅的社会关系，为了不被开除，但是最后你发现一群人，他们在舞台上能无所谓，因为舞台让他们随便，让他们露出平时生活做不出来的事。大体上，社会是喜欢限制大家说话的，限制仿佛变成社会的标准、文明的标准；但真正的文明，是来自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有时要在讨论中才能找出新的解决办法。
摇滚精神是什么？就是你看到那个限制在哪，你偶尔会有一种心情去踩那个限制，迈过那条线，看往前会怎样。你还不能走太大，太大会掉下去，就往前走这么一点点，如果没人踩那条线，那么画线的人就会觉得这条线就会往回再收，而有人踩的话，有可能，划线的人就会想原来这条线可以往前画，那样显得更文明。”
我觉得这话多少有点理想主义的，不是因为“划线的人”根本不会反思，而是我们这些被线框住的，在现实里是那么容易让度出自己的空间。这几年理应是创作者的黄金期，那么多的故事，那么的冲突和灰色难辨的东西，这就是小说的乐园。可我们看到多少表达呢？身在其中的我们，精神也跟着萎靡了，这可是比审茶更恐怖的（看我都不敢打这个字）。
当感觉到有什么是不能写的，那就是写作的动力来源。
这篇文还是缺乏思考，只是一贯在剧情和感情逻辑里，尽量记录我身处的环境。所以它在做的只是记录，因为再过些日子（或许现在已经是这样），没人记得什么是挂星，什么是双码、流调，还有无数的被嘎然终止的事，14+7……然后我们就很难讲述现在为什么会这样。
日常生活是重要的，但避而不谈生活的土壤，躲进“努力营造小生活”的虚假甜蜜里，这是集体崩塌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