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昭喘了几口气，按捺住胸口堵得他发痛的怒火、悲痛，勉强镇静，对准锁眼，打开了锁。
他一把拉开抽屉，里头是数个整理好的文件袋。
那是这些年来，左安县百姓们受欺压的口述纪录、各种荒诞离奇的决议文件、被小混混欺负打砸的店面的照片、老百姓的断腿断手的伤情证明或照片，有厚厚的一大摞。
路昭把这些文件袋全部拿出来，揣上照相机，快步回到了宿舍，很快收拾好一个行李背包。
他要去曝光这些事。
宋悦给他算过账，告诉他这样不划算，可是他现在不想算账了。
如果每做一件事都要精细地计算好处坏处，瞻前顾后，他还当什么父母官？
这些累累血债，放在哪一个家庭上，都是灭顶之灾，老张为了报仇甚至豁出了全部。
如果这样的复仇只是昙花一现、如果这样豁出性命的复仇都只能激起小小的浪花，那老百姓们还能做什么？还能怎么办？
难道下一回再出这样的事，又要靠一个“老张”豁出性命来报复坏人吗？
他不能让老张就这么白白死了。
路昭背上这个旧帆布包，就匆匆出了门。
才走出宿舍楼，恰好县委办公室的主任走过来，看着他背着个鼓鼓囊囊的包，便问了一句：“路县长，这是去哪儿？”
路昭便说：“正好，我要休个年假出门，你帮我写个假条报备一下。”
主任愣了愣，路昭作为下来锻炼的异地干部，每年有半个月的探亲假和半个月的年假，可是他从来没休过假。
眼看他背着包要走了，主任忙问了一句：“那您去哪儿休假啊？”
路昭早跑远了：“随便写个地方！”
离左安县最近的火车站，从县里过去要坐两个小时中巴车，而且这车一天只有三趟——正对应着三趟经过这个车站的火车。
一趟是大清早去首都的，一趟是中午去南边宁海的，最后一趟是下午去东边螺城的。
中午去宁海的火车十一点半发车，所以早上这趟中巴车是九点发车。
而这会儿已经八点四十了，客运站在县城东边，挨着产业园，离这儿有十里路。
路昭背着旧帆布包急匆匆冲出县委大院，挤出看热闹的人群，往县城东边跑。
恰好一个老百姓蹬着自行车经过，看见他在路上狂奔，忙骑着车追上来：“路县长，跑这么急，上哪儿去？”
路昭一边狂奔，一边大喊：“去客运站坐九点的车！”
“哎哟，这可赶不上了呀！”老百姓赶紧叫他，“快上车，我载你去！”
路昭抓着背包跳上他的自行车后座：“你也要上客运站？”
“我是煤矿厂上班的工人，正好是这个方向！”这个雌虫工人一边说，一边猛踩自行车，自行车飞快往前冲去。
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分针走过了九点整，路昭心里着急，说：“老乡，还能不能再快点？”
雌虫蹬出了一身的汗：“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
九点过五分，他们冲到了客运站门口，正看见一辆写着去火车站的中巴车，已开出了车站，只留给他们一个车屁股。
“等一下！等一下！”路昭连忙大喊。
雌虫也赶紧蹬着自行车去追，追出一里路，中巴车司机总算听见了，把车停了下来。
路昭连滚带爬地冲上了车，连司机都连连说：“路县长，不急、不急。”
路昭喘了几口气，从窗口探出头来：“老乡，谢了！”
雌虫工人扶着自行车，在路边对他挥挥手：“赶上就好！别耽误您的大事！”
路昭喘着气，微微一笑。
是啊，是大事，是左安县所有老百姓的大事。
中巴车缓缓开动，路昭在座位上坐好，才察觉脚上空荡荡的。
低头一看，一只布鞋被蹬破了鞋面，半个前脚掌都露了出来，他方才一路狂奔，竟然没发现。
路昭哭笑不得，动了动露在外头的前脚掌。
这鞋他从首都穿过来，都好几年了，也该换了。
可这会儿人已经在路上，只能等下了火车，再在宁海买鞋。
他坐着摇摇晃晃的中巴车，赶到了火车站，坐上了中午这趟去宁海的火车。
路昭没法在宁西州进行曝光，因为州里官官相护的风气很重。而且这样大的命案一旦爆出来，州里的大领导多多少少都要被追究责任，所以他们会尽全力压住消息，不管是否有贺委员的施压。
他要是在州里去找报社，别说这新闻能不能发出来，就算侥幸发出来，只怕还没卖完一天，就会被收回全部销毁。
而且州里的领导、贺委员的势力一旦通过报社找到他，那他手里的证据，甚至他这个人，都会有危险。
路昭只有一个人，只有一次机会，冒不起这个风险。
他冒着生命危险的蓄力一击，必定要一击即中。
所以路昭要去宁海，去这个经济发达、信息发达，但政府监管还不到位的地方，先找小道报社把这个新闻刊登出来。
哪怕事后依然可能被人发现这些线索是他主动提供的，可能被多方针对倾轧，可他好歹把事情曝光了。
老张的死就像点燃他胸口怒火的最后一根引线，如果他不做些什么，任这用生命燃起来的火花就此熄灭，他一辈子都宽恕不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