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搬动书橱什么的，把门堵上了。”刘北安苦笑道，“真有干劲啊，不配合到这地步，都不知道谁才是非法拘禁的一方了。”
“没关系的，交给我吧。”对我来说，只要能在门外聊聊就行，见面与否无所谓。
刘北安点点头，看了眼手表，“与韦总约好的时间是上午十点，算上车程，我们最晚八点出发，还有二十分钟时间，我在一楼楼梯口等你。”
我点点头。他转身离去，留下一扇打不开的门。
我背靠门坐下。
“是我。”
没任何回应。
“只有我了，那伙人都走了。”
我尽可能坦诚地向她解释：关于过去的误会，自己那时的处境，与她父亲的争吵。并告知眼下我们可以相互安慰，相互鼓励。
然而我的话似乎未被理解。门对面不声不响。
“阿颖？”我再次呼唤。
还是没有回音。
随便说点什么，继续说下去。
我拼命摸索记忆口袋——关于我和苏颖共同经历的记忆。那时苏颖和我曾交替饲养一只仓鼠来着。一只胆子很小的。名字叫“汤圆”（元宵节灯会的最后，苏颖觉得可怜买的）。她知道父母不会同意，拜托我先养。纠缠了几个月后。父母好歹同意，才接回家去。
但仅仅养了两周就死了，原因不明（据我猜测，是她母亲喂食了水分高的水果）。
“只是暂时的妥协而已，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我继续说了下去，“把你领回原来的世界，领回有猫有仓鼠，有鲜活生命和理想的世界。”
无法确认自己讲的话传达给对方没有。有一种徒劳之感，好像不架桥梁就要往对岸铺桥板似的。
“讲累了吗？”苏颖说，声音十分冷静、透彻。
“算是吧。”
“不必解释什么。”
她用没有丝毫迷茫的声音说，犹如森林中的预言鸟，“你的想法与我无关。领好你那一份钱，像以前那样随便消失到哪个城市就行。”
门的另一端传来什么东西落地的动静。不太重，大约是什么球形物体滚落地板的声响。随即是脚步声，声音似乎由近至远。
我意识到这是她起身离开的声响。
“从第一次见面，我就最讨厌你了。”声音从远处传来。
“是吗，倒是能理解。”
寂静良久，门对面再无声息。我意识到对话已彻底结束，起身离去。
回到一楼，刘北安坐在台阶上，怔怔出神，不知道在想什么。
“聊完了？”见到我，他面露惊讶。
“谈崩了，那孩子大概再也不愿见我了。”我苦笑道，“可以的话，希望你照顾好她。”
“放心好了，她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朋友。”
刘北安领我走出别墅的大门。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外界的阳光。在别墅里发生的一切都恍若梦境。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什么是现实什么不是现实？区别依稀莫辨。
刘北安的车是一辆加长款林肯。银光熠熠，庞大的车体俨然汽艇一般浮现在楼门前的路面上。
刘北安在前，我跟着他走出大门，“健身教练”迅速跟在身后。背头男则面对着我们，站在门外不远处对角线的一隅。一切都在无言中完成，有条不紊。毫无逃脱的空隙。
我们一走近，“健身教练”拉开后座车门，“沙”一声悦耳的声响。随后自己也钻进后座，调出我正对面的隐藏座位并无言落座。
车内设备非比一般。后排与我熟知的轿车截然不同，已完全看不出自己身处车厢内部，更像是机场的vip休息区。光泽闪亮的木质内饰与地板，驾驶席靠背的背面安有折叠桌和微型冰柜，空调风静谧而自然，脚下的地毯软绵绵的。
注意到时，车已开动，一切动静都只有一张张翻动新扑克牌那个程度，感觉就像坐在金属盆里在水银湖面上滑行。
刘北安坐我身边，按下开关，小型吧台和胶囊咖啡机自动展开，将后车厢与驾驶座完全隔开的电视大屏缓缓升起，播放起播布鲁诺·马尔斯的《uptown funk》。虽然悦耳，但没什么意思。
“不知不觉，流行音乐全变成了这么一股味道。”刘北安盯着屏幕感慨。
“不听鲍勃迪伦了？”
“鲍勃迪伦？”刘北安好笑似的重复道，“早不听了，你说得对，那确实是远远落后于时代的东西。”
“健身教练”对我和刘北安的对话置若罔闻。他盯着自己膝盖前的某个角落，表情匮乏得近乎不可思议。
我想了想，继续了话题，“前几年，我研究过鲍勃迪伦的生平。”
“哦？”
“迪伦的诗歌、歌词，大半是晦涩的，甚至没有主题。所以，很难说与国内所谓的诗歌体裁存在着共通之处。比如，也许你觉得他的歌词是在表达一种对政府的批判，其实他是在阐述另外一个更加浅显的话题。他常常故意把自己的歌词写得很晦涩，想借此摆脱人们对他的关注，可这样反而引来大家对他的好奇。”
刘北安默默取出起一张唱片，细看封面的曲目表。但没有投入播放。
“美国曾出版过一本书，详细地考证迪伦每天都在干什么。大家对他的关注到了这种程度，可以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甚至还有过“迪伦学”的专门研究。所以，当他被引进介绍到中国时，更多的是以一种文化符号的姿态进入的。人们对他代表的文化而好奇，喜欢去研究他文字和歌曲的隐藏秘密。其实，鲍勃·迪伦的文字有的是胡写的，有的是认真写的，有的他故意写得很恶俗的，有的却又高雅非凡。”